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里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后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chǎn)主義注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于三個杰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shù)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范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制作和賞玩。但是，經(jīng)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歷法，經(jīng)由清廷頒布后，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xiàn)在仍在使用的農(nóng)歷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歷法和天文的欽天監(jiān)長期設監(jiān)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后在欽天監(jiān)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shù)十人。

就這樣，西方歷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tǒng)的中國歷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歷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nèi)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chuàng)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辟，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jīng)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tǒng)稱為“魔鬼的發(fā)明”。直到意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么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yè)旅行，還必須處于嚴密的監(jiān)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fā)出“啊，頑石什么時候才可洞開？”的感嘆。他一手培訓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表和數(shù)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了解了他的傳教對象之后，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歷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準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xié)調(diào)儒家規(guī)范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沖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圣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并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zhì)。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jīng)典之后，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jīng)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歷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于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jīng)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歷法的正統(tǒng)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并不那么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歷，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xiàn)轉(zhuǎn)機。

對歷法的控制和發(fā)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歷是皇權的體現(xiàn)。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jīng)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歷法，這不歷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兇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jiān)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tǒng)》、《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于欽天監(jiān)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罵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并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jīng)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歷名為《大統(tǒng)歷》，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歷》和回歷(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札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臺臺長，明朝欽天監(jiān)也有回歷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歷。

1629年，徐光啟已經(jīng)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歷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后，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后湯若望開始協(xié)助徐光啟進行修歷的后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jīng)接手歷局的管理，終于于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歷書》。

《崇禎歷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占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歷書》采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tǒng)，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歷書》修成，但時局動蕩，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歷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tǒng)歷》，還是頒布這部革命性的歷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歷法，寫了《歷元》、《歷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方法推算的歷法精確度要高于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歷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歷書》，向全國頒布。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歷書》卻并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jīng)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于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于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xié)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歷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并制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歷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歷改名《時憲歷》，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jiān)正。但天文歷法不僅于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系國“統(tǒng)”之根本。西學歷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fā)了一場場生死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