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大陸的許多人在批判“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歷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歷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由于這位史學家頗有名氣，有相當一部分喜歡“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話，于是，又一個誤區出現了——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于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并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后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說話。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臺，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稅，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并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后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范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德行、明經二科。

元仁宗立即準其所請，并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我們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參加考試：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德才兼備”者方可以參加考試。

考試的內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后，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后，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后，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漢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詔書中還規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御史和廉訪司官員擔任，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擔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經過嚴格考試，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巖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雖然時斷時續但絕非曇花一現

有些懷疑元代曾經開科取士的人，面對筆者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斷然否定元代有過科舉考試，但他們卻認為元代的科舉，不過是一現的“曇花”而已。

持這種觀點的人結論下得也未免有些過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開科取士以外，元帝國還時斷時續地舉行過許多次科舉考試。

其中較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護都達兒、霍希賢等50人“金榜題名”。

元英宗碩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達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題名。

泰定帝也孫鐵木爾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張益等86人獲金榜題名的殊榮。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題名。

元文宗圖鐵木耳天歷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篤列圖，漢人王文燁等97人金榜題名。

元惠宗妥歡貼睦爾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同同，漢人李齊等一百余人金榜題名。

其后兩屆——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開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開科考。

從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選舉志》)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元帝國幾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國性的科舉考試，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漢各色人等獲得了“金榜題名”的殊榮。

除了天順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寧宗懿璘質班，因在位時間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順帝)均都在金殿廷試過士子，成為當時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舉考試工作分得很細，甚至對于名落孫山者，元帝國的高層決策人也盡可能地給予了關懷——有好事者不妨與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們的落魄作一個比較。

《元史·選舉志》載，早在仁宗延祐年間，當時的丞相帖木達兒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書給仁宗皇帝，建議朝廷對于“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以后又規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