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林梅村教授應邀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臨瓊樓做了一場題為《絲綢之路的開辟》的講座。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路線有何不同？

張騫通西域之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歐亞草原來進行的。張騫通西域以后，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講的“絲綢之路”才得以開通。雖然這條道路很有名，但對于張騫出使西域的具體路線，長期以來沒有具體弄清楚。

張騫本人是陜西省漢中城固人，他的墓位于陜西省城固縣城西北約3公里的博望鎮饒家營村。整個墓呈覆斗型，南北170米，東西80多米，墓地中心是一巨大的方形土丘，南北長20.6米，東西寬16米，高2.3米，墓前有漢代石虎一對。史書中并沒有記載張騫早年的事跡，只知道他在應詔時身份為“郎”，即宮廷侍從。元朔六年(前123)，張騫以擊匈奴立功，被封為“博望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張騫出使西域予以了高度的評價，稱為“張騫鑿空”。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一詞，并把絲綢之路的開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即以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為開端。張騫出使所走的東西交通路線，便是最早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張騫率領百余人從長安出發，出使西域，希望聯合大月氏合擊匈奴。但在途中他被匈奴人扣留。匈奴王給他提供了優渥的待遇，并讓他娶妻生子。但張騫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在經歷了13年的囚徒生活后逃走，西行數十日來到了位于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國。問題是，張騫被匈奴人扣在什么地方？林梅村認為，張騫被扣的地方應該在塔里木盆地，而非蒙古高原。首先，《史記》雖然記載了張騫與匈奴單于的對話，但并不表明他被扣在了蒙古高原的汗廷。匈奴的單于分為大單于和小單于，大單于駐地在蒙古高原鄂爾渾河流域，而與張騫對話的單于應該是駐在塔里木盆地僮仆都尉(今輪臺)的小單于。其次，小單于曾對張騫說，月氏在我的北面，而塔里木盆地的北面正是伊犁河。月氏的西遷，是先從敦煌遷到伊犁河，再從伊犁河遷到阿姆河。最后，張騫明確說明自己行數十日到達大宛，如果從塔里木盆地行數十日到大宛是可能的，而即使在今天，從蒙古高原行數十日也不可能到達大宛。因此張騫被扣留的地方一定是在離大宛比較近的地方，且一定是在伊犁河的南面。

那么，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走的路線是怎樣的呢？《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了許多地名，如樓蘭(今羅布泊東北LE古城)、姑師(今若羌麥德克古城)、侖頭(今輪臺卓爾庫特古城)、杅彌(今于田圓沙古城)，但沒有提到疏勒(今喀什)。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路線是：樓蘭——姑師——阿克蘇、溫宿——圖爾噶特山口——費爾干納盆地。

我們知道，在以馬為主要運輸工具的漢代，從長安(今西安)到大宛(費爾干納盆地)，選擇吐魯番北部靠近草原的道路是更加便捷的。在中國內地，游牧之間的分界線在長城;在新疆，則是以天山為界，天山南面是綠洲農業，天山北面則是游牧草原。張騫為什么舍近求遠選擇南道？主要是為了躲避匈奴。但他沒想到的是，途中還是被匈奴抓獲扣留。這表明，當時匈奴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還是很有效的。

在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前，發生了霍去病伐祁連山的事件。元授二年(前121)，漢武帝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率軍出擊匈奴，沿著北地、居延、祁連山、單桓的路線，大破匈奴。匈奴因此而悲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此處所說的“祁連山”，實際上指的是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山。霍去病的墓，史稱“為冢象祁連山”，就是仿巴里坤山的形狀而建。單桓，在《山海經》中被稱為“敦薨之山”，也就是天山的博格達峰。當時大月氏居住在博格達峰東側，烏孫居住在西側。后來烏孫聯合匈奴，擊敗大月氏。大月氏西遷至中亞阿姆河流域，烏孫則定居在伊犁河流域。霍去病伐祁連山，解除了匈奴對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的威脅，為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提供了便利。

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選擇的路線與第一次出使時不同，走的是絲綢之路天山廊道(北道)。基本路線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和樓蘭，向北到達吐魯番盆地，再沿著天山北麓西行，經伊犁河谷、昭蘇草原，最后抵達烏孫國都赤谷城。

大月氏為何不與漢朝結盟夾擊匈奴？

張騫第一次入西域來到大宛后，大宛王感到非常高興。大宛王早就聽說漢帝國廣闊富饒，但是由于匈奴人的阻撓，無法和漢朝通使。大宛王派出翻譯和向導護送張騫，取道康居，前往大月氏。

康居本是錫爾河北岸一個斯基泰人部落。斯基泰人是馳騁歐亞的游牧民族，向東一直控制到錫爾河的北岸。在中亞北部的錫爾河與南部的阿姆河之間，有一片叫做索格底亞那的地區，也就是粟特。此時錫爾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人的統治下，因此漢代稱粟特人為“康居人”。粟特人起源于烏茲別克斯坦的澤拉夫善河。公元前329年，亞歷山大東征大夏(今阿富汗)、粟特和北印度(今巴基斯坦)，遭到了粟特人的頑強抵抗。亞歷山大征服粟特后，娶粟特公主Roxane(祿珊妮)為妻，以通婚的方式加強對當地的統治。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也叫這個名字。“祿山”是粟特語，意為“光明”。一般稱男性為“祿山”，稱女性為“祿珊妮”，類似于佛教中的比丘和比丘尼。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拉斐爾曾以此為素材，創作了一幅名畫《亞歷山大和祿珊妮的婚禮》。

康居王對張騫也很友好，護送他至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大月氏當時由前王夫人(一說太子)當政，他們已經征服了阿姆河南岸的大夏(Bactria)。大夏王黑離歐克里(Heliocles)統治時期(前145-前130)，大夏不斷發生內亂，大部分國土被安息王國侵占，只剩下大夏本土和粟特南半部。在匈奴和烏孫的打擊下，大月氏從伊犁河遷入中亞，首先占據河中地區，迫使當地斯基泰人南遷安息和大夏。大約在前140-前130年間，大月氏征服了大夏，“都媯水北為王庭”。張騫出使大夏時(前128)，大月氏人仍在阿姆河北岸，以大夏為臣。

張騫歸國后不久，大月氏人就跨過阿姆河滅亡了大夏。此后，西方人稱大月氏人為“吐火羅人”，并把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吐火羅斯坦”，但中國史書仍稱為“大月氏”。張騫將大夏的首都稱為“藍市城”，其實就是亞歷山大城，來自希臘語Alexandria。張騫在大夏一年多，但并未說服大月氏與漢朝合擊匈奴，只能歸國。

為了避開匈奴，張騫選擇昆侖山北麓絲綢之路南道歸國，準備經瓦罕走廊、塔什庫爾干、于闐(今新疆和田)、扜彌(今新疆克里雅)，再經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長安。但他還是在青海羌人地區落入匈奴之手。一年之后，匈奴單于去世，張騫帶著妻子和仆人堂邑父才回到長安。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此行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張騫介紹了帕米爾高原以西許多國家的情況，還知道了漢帝國的南邊是身毒國(今印度)。身毒國和四川、云南有著民間貿易往來，蜀布和邛竹杖經身毒轉運到大夏。他還注意到中亞當地沒有漆器和絲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和班固《漢書·西域傳》，就是根據張騫的報告撰寫而成的。

張騫第二次入西域的終點烏孫國都赤谷城，該遺址目前尚未找到，但考古學家在伊犁河流域發現了烏孫王的墓地。烏孫王墓是一種大型土墩墓。從考古學上看，大月氏與烏孫的文化大致以博格達峰為界，以東是大月氏，屬于蘇貝希文化;以西為烏孫，屬于土墩墓文化。

張騫在烏孫受到了烏孫王的熱烈歡迎，但烏孫王懼于匈奴的勢力，不敢與漢朝聯盟，只是派使者隨張騫回到長安答謝漢武帝。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他本人只到達了烏孫，但他派出了許多副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條支、奄蔡、身毒、于闐、扜彌等國。因張騫第一次出使時，了解到中亞當地無漆、絲，因此第二次出使時帶了大量的絲綢。這也是絲綢之路上有史可稽的第一批傳往西方的中國絲綢。

1842年，東歐克里米亞半島克赤遺址發現了一批中國文物，其中有一種平紋地暗花的漢代絲綢，即漢代文獻所說的“綺”。綺在魏晉以后改稱為“綾”。張騫副使到達了北高加索庫班河流域的奄蔡，奄蔡之西即為克里米亞。這里發現的漢代絲綢，應該就是在張騫時代傳入歐亞草原的。在新疆營盤墓地的7號墓中，也有此種絲綢出土。在意大利龐貝遺址的壁畫中，也可以看到身著透明絲綢的女祭司的形象。

1978年，蘇聯和阿富汗的考古學家聯合發掘了著名的“TiliaTepe”(黃金之丘)。Tilia是“黃金”的意思，Tepe是突厥語，意為“土丘”。此處共有9座墓，但在發掘了6座墓之后，就被蘇聯入侵阿富汗所打斷。此墓年代應為公元前1世紀前后，共出土2萬多件金器，多數嵌有綠松石、紅玉髓等寶石。在發掘的6座墓中，5座墓主為女性，1座為男性。最新的研究表明，6座女性墓的墓主人中，至少有一半應是大月氏的國王，而大月氏有以女性為王的傳統。關于男性墓的墓主人，林梅村認為可能是中國史書記載的貴霜第一位國王丘就卻的父親。這些墓采用箱式木棺，與在新疆尼雅遺址發現的一些木棺形制相似。除金器外，墓中還出土了安息、羅馬、印度的錢幣和中國的銅鏡，顯示出墓葬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擁有如此豐富的黃金寶藏和精細復雜的制造工藝，也難怪西遷后的大月氏不愿跟漢朝結盟，再與匈奴為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