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統(tǒng)計，直到太宗在位王繼勛被處死時，僅在開寶六年到太平興國二年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王繼勛前后親手殺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達(dá)100多人。

乍一看來，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quán)”好像很瀟灑，很輕易，令人真有那種“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感覺，似乎不費什么勁，手腕多多的趙匡胤便將這件原本應(yīng)該非常棘手的事情給搞定了。

但在實際上，趙匡胤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從國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應(yīng)該說，趙匡胤聰明反被聰明誤，“杯酒釋兵權(quán)”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敗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錯誤。

這里，且不說“杯酒釋兵權(quán)”將一幫能征善戰(zhàn)的武將手中軍權(quán)剝奪了，讓他們靠邊站，對大宋帝國來說，無異于是自斷己臂，自殘己足，作繭自縛，宋朝后來的飽受外族欺凌與蹂躪完全與此有關(guān)，單就“杯酒釋兵權(quán)”所開的一代風(fēng)氣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嚴(yán)重。

仔細(xì)想想，“杯酒釋兵權(quán)”其實是宋太祖趙匡胤與整個武將集團(tuán)的一場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為博弈雙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無本生利，不付代價。很顯然，在這場政治博弈中，武將集團(tuán)所付出的代價是從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權(quán)”，而這“兵權(quán)”當(dāng)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換來的則是皇帝趙匡胤金口許諾與賞賜的奢侈與享樂。

史載，在“杯酒釋兵權(quán)”時，趙匡胤曾開導(dǎo)眾武將說：“人生苦短，白駒過隙。眾愛卿不如多積金寶，廣置良田美宅，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如此，君臣之間再無嫌猜，可以兩全。”那話的意思是再明顯不過了，只要眾將放下武器，不掌兵權(quán)，不再對他趙匡胤的皇位構(gòu)成威脅，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說，想要什么都行。

僅此可見，趙匡胤在“釋兵權(quán)”時，表現(xiàn)得非常地慷慨當(dāng)然是慷國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傳》的原話說就是“賞賚甚厚”，給眾武將開出了極為優(yōu)厚的價碼。

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所謂的“杯酒釋兵權(quán)”，說白了，其實不過是宋太祖趙匡胤“以腐敗換兵權(quán)”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杯酒釋兵權(quán)”，不啻是趙匡胤給整個武將集團(tuán)頒發(fā)了一張“腐敗許可證”。由于有了皇帝親自頒發(fā)的這張“腐敗許可證”為庇護(hù)，所以，從那之后，武將們都“理直氣壯”地進(jìn)行腐敗。據(jù)史料記載，太祖的武將們幾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貪財好色之徒。

這里，不妨對太祖時期的一些著名武將的貪墨情況作一簡要列舉：如史書上稱石守信“累任節(jié)鎮(zhèn)，專務(wù)聚斂，積財巨萬”；王全斌“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縱兵大掠蜀中；王仁贍破蜀之日，“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楚昭輔“頗吝嗇，前后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家守爾，后當(dāng)獻(xiàn)于上。及罷機(jī)務(wù)，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崔彥進(jìn)“頻立戰(zhàn)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曹翰“貪冒貨賂。”張鐸“州官歲市馬，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余緡，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餅。”田景咸“性鄙吝，務(wù)聚斂，每使命至，惟設(shè)肉一器，賓主共食。”王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

必須指出，太祖時期的一些武將在內(nèi)心中起碼在最早的時候其實并不想貪污腐敗，但因為害怕過于潔身自好被趙匡胤懷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裝得自輕自賤，自甘墮落的樣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員仁將，雖作戰(zhàn)勇猛，但一向重義輕利，可是，自從“杯酒釋兵權(quán)”事件發(fā)生后，他忽然頓悟，從此開始追求聲色犬馬，瘋狂聚斂財物，對他的這一“表現(xiàn)”，《宋史》如此評價道：“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話說得很透徹，原來他老兄不過是像當(dāng)年秦朝大將王翦那樣，在出征滅楚途中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慮，故意“自污”罷了。

而另一位武將王全斌，史書上也說他以前一直表現(xiàn)很好，為人素來“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可是，“杯酒釋兵權(quán)”后，他竟像換了個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帶頭，放縱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

很顯然，王全斌的這種反常之舉也是為了自污求保。因為，在他以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間升至無以復(fù)加的程度，到了這種地步，太祖趙匡胤已經(jīng)賞無可賞，如果不來一場聲勢同樣浩大的“自污”之舉，因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會有什么好下場。

由此可見，這些武將雖然出身行伍，性格魯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銳性，能混到那種地步，說明這些人絕對不是豬腦殼。

如果說，剛開始由于太祖的誘迫，有很多武將一時情非得已，在貪污腐敗時還頗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過是逢場作戲并不當(dāng)真的話。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潛在的諸如縱欲享樂等劣根性作祟，便習(xí)慣成自然，對貪污腐敗漸漸習(xí)以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對于武將們的貪墨腐敗，趙匡胤是盡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做到能不說的不說，能不管的不管。有時，有的武將在這方面做得實在是太過分了，在必須要處理時，他也盡量高抬貴手，手下留情。

有這樣一個例子可以佐證，有個名叫王繼勛的武將，是彰德軍節(jié)度使王饒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據(jù)《宋史·王繼勛傳》記載，這位國舅爺性情殘暴，是個貪財漁色、“專以臠割（即將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謂之臠割）奴婢為樂”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繼勛府中圍墻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籠，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狀，把王繼勛駭人聽聞的罪行全都捅了出來。

據(jù)說，宋太祖“大駭”之下，對王繼勛判決得挺狠：“削奪官爵，勒歸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終處理起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這邊，還沒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繼勛上路前往流放地，那邊，趙匡胤早已改授其職為右監(jiān)門率府副率。由于有恃無恐，開寶三年，王繼勛被任命為西京洛陽的行政長官，到任之后，變本加厲地發(fā)泄著自己殘暴的本性，開始吃人：“強(qiáng)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以致人販子和棺材鋪商人日夜出入王繼勛府中，門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狀的教訓(xùn)，洛陽百姓對上訴不再抱持希望，學(xué)會了聽天由命，任其宰割。

據(jù)統(tǒng)計，直到太宗在位王繼勛被處死時，僅在開寶六年到太平興國二年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王繼勛前后親手殺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達(dá)100多人。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食人惡魔，如果不是趙匡胤有意庇護(hù)，想必絕對不會吃人吃得這么不亦樂乎，逍遙自在。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對鎮(zhèn)守關(guān)南的大將李漢超強(qiáng)娶民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辯，對這位武將竭力包庇縱容。當(dāng)受害者親屬到京城告狀時，宋太祖召之相問：“汝女可嫁何人？”訟者答：“農(nóng)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guān)南時，契丹何如？”答說：“歲苦侵暴。”再問：“今還有否？”答說：“無也。”最后，宋太祖對這個告狀的農(nóng)民說：“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難道不比為農(nóng)婦強(qiáng)？假使沒有漢超在關(guān)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貨財嗎？”在對告狀者進(jìn)行了一番斥責(zé)之后，趙匡胤命人將訟者遣送回鄉(xiāng)，而對“朕之貴臣”李漢超強(qiáng)娶民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一事竟然無絲毫究責(zé)，只是將他找來，勸他今后盡量要多注意些影響，最后，不懲反賞，竟然還賜給李漢超白金3000緡。

在“杯酒釋兵權(quán)”這場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博弈與政治交易中，趙匡胤表現(xiàn)得極為慷慨和仁愛，為了“安撫”石守信等武將，他不但向他們賞賜了大量的錢財，而且還“約婚以示無間”，與一幫武將締結(jié)政治婚姻。“杯酒釋兵權(quán)”后，很快太祖便爽約將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國長公主嫁給了高懷德，女兒延慶公主、昭慶公主則分別下嫁給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審琦之子。顯而，這種婚姻有著強(qiáng)烈的政治色彩，是對失去兵權(quán)后的武將們的一種籠絡(luò)、安慰與補償。

誰知道，趙匡胤的這些小恩小惠、耍小聰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趙匡胤所采取的“以腐敗換兵權(quán)”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國之初相繼發(fā)生了兩起由后周舊臣李筠、李重進(jìn)所發(fā)動的叛亂外，此后，在大宋帝國內(nèi)部，300多年間竟然再也沒有發(fā)生過一起類似“黃袍加身”的政治事變。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則必有一弊。后面我們將要說到，“以腐敗換兵權(quán)”對于大宋帝國來說，無異于自毀長城，慢性自殺。仔細(xì)算一算賬，人們就會發(fā)覺，這代價也真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