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孟子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總結夏桀、商紂因失去民心而使“商湯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歷史，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孟子的這一論斷，又為其后歷代的史實所一再證明，實為百代不易之定論。前人的古訓流傳至今，已成為世人熟知的常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這一“常識”實在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閑視之。

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興亡、治亂盛衰，歷代明君賢臣對此多有論列，無不以為“民心國之命脈也，國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時去“商紂之亡以民”的殷鑒不遠，周成王封蔡仲為諸侯時，就滿懷憂懼地告誡蔡仲：“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意思是說，上天對于人并沒有親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輔祐;民心并不是永遠不變的，只有不斷地給他實實在在的好處，才能對你心懷感念。這是西周早期最高統治者懲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車之鑒，時刻牢記“周革商鼎”的成功經驗，視民心為萬世永賴之基。

降及春秋，諸侯之強弱全仰民眾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不爭之實。因此，凡欲強其國、成就霸業的君王，對于如何爭得民心就更加關注。后來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曾問其謀臣管仲：“王者以何為貴？”管仲回答說：“貴天。”齊桓公聽后，遂仰而視天。管仲連忙解釋說：“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桓公納其言，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現今所存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則惠”、“安民而宥宗卿”、“愛民而已”、“仁民而愛物”、“恤民為德”、“恤民不倦”一類的議論，可謂是俯拾皆是。其中，膾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整個封建時代，孟子此語一直是勵精圖治者的座右銘。

到了漢朝，“貴民”之說又發展成為“民本”思想。如《淮南子》載：“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將“民”視為國家的根本。《劉子》“貴農篇”載：“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動地闡明了國與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漢代全面論述“民本”思想的典籍，當屬賈誼所作《大政篇》。在這篇文章中，賈誼提出：為政之道，要以民為本，“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為政之道，要以民為命，“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為政之道，要以民為功，“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故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為政之道，要以民為力，“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歸納以上四個方面，賈誼斷言：“夫災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針對當時人們迷信“天人感應”的情況，賈誼在其斷言之后，又寫下“嗚呼！戒之！戒之！”予以強調。

概括為政之道，賈誼得出結論說：“夫民者，萬世之本也。”根據這個結論，賈誼告誡為政者，為政之要，須切記“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與民為敵”，應時刻以“敬士愛民”為懷。他說：“凡居于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樣做是愚蠢的、怎樣做是聰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還是聰明，要由百姓說了算。最后，賈誼又舉述堯、舜、禹、湯以愛民治天下的經驗，桀、紂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訓，指出：民本不可輕，“輕本不祥，實為身殃”，并大聲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賈誼身處西漢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論”來發聾振聵，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賈誼的“民本論”，其說不可謂不精，其理不可謂不明，其情不可謂不真，其意不可謂不切。然而，其后的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從之，履而行之。自西漢以后，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頂皇冠落地，多少人黃袍加身，歷史將“民乃萬世之本”的鏡鑒研磨的更加明亮。

漢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間，雖有三國時駱統所言“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謝淵、謝宏等所陳“國以民為本”;陸凱所論“民者國之根也”;唐貞觀時，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論，引古語“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來規誡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襲前人舊語，并未有所發明。

直至北宋仁宗時期，去漢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當時的內憂外患，追考歷代史實，再次對“民本”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

石介在其給宋仁宗所上《論根本策》的奏議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揭示了民心之離否，與天下治亂的關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國家”的本質。他說：“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

進而他又對民與天下存亡、國家盛衰的關系，進行了闡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因為，“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他列舉歷史上的教訓：“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最終招致民眾離叛、天下國家傾喪的惡果。同時，他還舉示了民心可賴的歷史經驗。雖然，“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但是“漢終不亡”，因為“民心未去也”。盡管“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諸侯之叛”，而“唐終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說：“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由于“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即漢、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雖王莽篡漢，而民思漢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興”;唐朝武氏、安祿山、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終于支撐了近三百年。

綜合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石介得出了以下結論：“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

據此，石介誡勸宋朝最高統治者，“不敢侮于鰥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歷史明鑒，深曉“民乃根本”之理，永存“養民”之“愛心”，采取“擇郡縣守令”、“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來鞏固民心，從而實現天下國家的長治久安。

石介的這篇《論根本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說是前越古人、后無來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南宋及元、明、清三代，將近八百年的時間里，凡論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語、支離破碎，無一可取，而沒能出其右者。雖然亦有人曾經尖銳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實義可以系其心，而非虛詞矯情所能誘;深仁厚澤可以感其心，而非小術淺惠所能留。”但是，遠不及石介《論根本策》系統、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雖然有孟子、賈誼、石介等有識之士，對“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闡述，雖然也有一些明君賢臣十分重視“民本”與“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謂是源遠流長，但是，歷代最高統治者中，時常會有人將孟子、賈誼、石介等有識之士的議論置若罔聞，皇帝終歸是皇帝，庶民終歸是庶民，天子總是萬歲，百姓只能山呼，其結果總是不以前車為鑒、重蹈覆車之轍，總是一朝一代地讓后人哀之。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時至今日，中國古代“以民為本”的思想并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也不會過時，因此，回顧并以便繼承與發揚古人的思想精華，仍然是一件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