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

首先，是由洋務派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19世紀60年代初，面對如何解決內憂外患的問題，清王朝內部出現了兩派——洋務派與頑固派。李鴻章這位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后掌握軍政、外交大權的洋務地方實力派，認為如能使火器趕上西洋，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后可達自主。洋務派的一批掌握軍政的大官僚，他們雖與頑固派在對待外來事物有很大差別，但其階級本質是相同，都是地主階級代表，都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只要求在封建制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達到保封建統治久安即可。

其次，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

洋務派掀起這場運動是為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秩序。19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面臨著“內憂外患”，政局岌岌可危。鴉片戰爭后，清朝國內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勞苦大眾起義風起云涌，除太平天國運動之外，還有捻軍、少數民族起義等。太平天國運動規模最大，對清政府的打擊更沉重。故洋務運動興起之初，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鎮壓人民的反抗，因此，一開始洋務派就以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新式軍事工業為主要任務，1861年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曾國藩創辦了中國最早的近代軍事企業——安慶軍械所。

此后，隨著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進一步卷入了資本義市場，極大的沖擊了原有的自然經濟。列強又加緊了對中國武力侵略，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為了維護自身統治，適應當時形勢，在經濟上，洋務派打著“求富”口號，創辦民用企業。一面是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護利權和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的困難;二是為軍事工業提供所需金屬原料和煤燃料，減少對外國依賴。如李鴻章創辦的開平煤礦，其所產之煤，除供應各局之外，還投放市場，因質優，價格便宜，便很快打開了市場，逐漸取代了洋煤在天津的地位。

在軍事上，除繼續在各省設立兵工廠和擴大原有的軍事工業之外，洋務派開始籌劃海防，提出十年內建成幾支海軍的建議，并從英德購買船艦，積極組建訓練海軍，以增強海防;同時還編練區別湘淮軍的新式陸軍——練軍，來加強國防力量，抵御外國侵略。

第三，從洋務運動內容看，其真實意圖亦很明顯。

洋務運動中所創辦的洋務企業，其封建性很濃厚。在所有制上多采取官辦和官督商辦的形式。就軍事工業而言，資金來源于國庫，經營的目的不是為了交換和利潤，而是為了直接武裝軍隊，經營管理也是沿襲封建衙門的一套規章制度，它實際上是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營工業。至于洋務派創辦的民用企業，不論其為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大都由封建官僚官方控制。

洋務派除了控制其企業外，對于剛剛產生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采取壓制、打擊，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他們是絕不允許會妨礙其統治的經濟存在的。雖然洋務派選派留學生、進修生出國深造，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批人才，但他們僅是為了培養洋務運動所必需的技術人才，他們不敢亦不愿從根本上廢除科舉制度，因為這是他們為官出仕，選拔統治階級人才之途，也害怕新思想新事物對他們的統治產生沖擊。最后，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更能突出其根本目的。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綱常名教;所謂“西學”指西方文化，但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中學為體”是強調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器裝備等方面一些具體措施，舉辦洋務新政，來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這表明洋務大臣依然將封建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奉神明，不可能，亦不愿意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制度，這一點，李鴻章在創辦洋務企業之初說得很明白，“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總之，洋務派企圖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簡單嫁接在封建主義之“體”上，以達到維護封建專制統治之目的。當然這勢必會產生先進生產力和落后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和對抗。封建主義的“體”不可能載起新生產力的“用”，這條道路肯定行不通，其根本目的不可能實現。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的慘敗，亦證明了這點，它表明了洋務運動的結束。

二、李鴻章對洋務運動的影響

從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中可以看出，李鴻章的洋務活動大致有以下特點：以“練兵制器”為中心，民用為軍事服務;以技術為中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改變專制體制和文化傳統;以官辦為中心，從原料的采購、生產過程管理、產品分配等都基本上走官方路線，不是市場經濟。總之，李鴻章作為中國近代化實踐的第一人，主要停留在“器物”的層面上，可以說近代化的萬里長征才剛剛起步。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國際上封建主義完全衰落，資本主義正在全球范圍里逐步確立。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引進了一些近代科學生產技術，培養了一批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在洋務企業的吸引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開始投資于近代工業。因此，可以說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刺激、誘導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對外國經濟實力的擴張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在此意義上說，李鴻章不愧為中國近代化歷程的第一位杰出的實踐者。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李鴻章作為封建官僚，他對近代化的認識是極為有限的：在經濟上他的洋務企業盡管誘導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但本身卻帶有濃厚的封建官僚性質;在政治上，洋務運動根本沒有涉及到改革封建專制體制;在文化上，仍然頑固地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美妙無比，因此其近代化還停留在“器物”層面上，對外國的學習還停留在淺層次上。這一點遠不如和他同時代的日本的杰出改革人物，如伊藤博文等，后者的改革使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躋身資本主義強國，而李鴻章的洋務集三十年之功，卻培養不起打敗日本的力量，不能不說是改革的局限性所致。

有人說，如果沒有甲午戰爭，李鴻章的洋務本來是可以先“器物”，再“制度”，逐步完成中國近代化的使命的。然而歷史是不可能假設的，并且李鴻章作為封建官僚，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具有這樣長遠的戰略眼光。甲午戰爭是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試金石，結果中國慘敗，日本大勝。中國戰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墮落。日本大勝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政府的高效廉潔。因此，李鴻章作為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艱難地邁出了中國近代化歷程的第一步，功不可沒。但這一步踉踉蹌蹌，蹣跚而行，拖著清政府這臺千瘡百孔的機器前行，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其歷史局限性也是應充分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