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皇太極駕崩。一場激烈的皇位之爭展開了。有實力的競爭者有三個人：長子肅親王豪格、皇太極十四弟睿親王多爾袞和第九子福臨。其中豪格和多爾袞都是擁有實力的親王，得到八旗部隊中半數的支持。這時福臨的生母博爾濟吉特氏看中了兩紅旗旗主禮親王代善的輩份和威望具有能夠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緊緊拉住代善，使兩紅旗長支持福臨。然后又將鑲藍旗拉至麾下。最后，使多爾袞改變初衷，擁戴福臨。幼主福臨即位后，多爾袞把持國柄，成為攝政王。

《清朝野史大觀》這樣記載：多爾袞還以順治的名義向天下頒布詔書：皇叔攝政王現在是單身，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皆為國中第一人，太后非常愿意放棄自己的地位嫁給他。因此“太后下嫁”之說自明末清初即已流傳，清末排滿時重又復熾。

至于太后下嫁皇叔多爾袞，一直以來，史學界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本就不承認此事;有的說這件事是千真萬確，也是符合滿族傳統的。滿族入關前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迅速過渡，但還保留著兄死則妻其嫂等遺俗，而且博爾濟吉特氏既然要為自己的親生兒子謀皇位，擴大政治勢力是其必由之路，因此用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的勢力還是符合情理的。

至于下嫁時的規模怎么樣，有沒有向天下頒發詔書，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一些頗具歷史價值的史書確切地記載了這件事。清蔣良騏在《東華錄》中記載說，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又來到皇宮內院”。假如太后沒有嫁給他，假如他沒有以皇父的身份對待順治帝，那么，他經常出入內院，恐怕是皇室宗親所不能答應的。而且，多爾袞死后，朝廷破格追封他為誠敬義皇帝。

朝鮮《李朝實錄》對此事也有記載。書中說，順治六年二月，清廷曾派使臣到朝鮮遞交國書。朝鮮國王李從見國書中將多爾袞稱為皇父攝政王，便問道：“貴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的稱法，這是什么意思？”使臣回答：“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賀的事啊。他和皇帝就成了一家人。”

《清圣祖實錄》記載說，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莊文皇后得了重病，即將死去時，孝莊文皇后對康熙說：“太宗文皇帝梓宮，安放在那里已很長時間了，不可因為我而去打擾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戀你父皇、皇父及你，不忍遠去，所以在附近選一塊地安葬了就行了。這樣，我也沒什么可以遺憾的了。”滿清講究帝后合葬，顯然，孝莊文皇后是覺得下嫁皇叔多爾袞，愧對太宗，于是就借口說不愿葬得太遠，單獨就近安葬。孝莊文皇后的要求不合情理，但作為孫子的康熙是親耳聽到孝莊文皇后的遺言的，當然得遵守，于是他把孝莊的靈柩停放在東陵。到了雍正繼承皇位時，才將靈柩葬入東陵地宮。

南明弘光政權的兵部尚書張煌言在《建州宮詞》中也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實：“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這事在當時很可能是盡人皆知的，否則，張煌言也不會這樣撰寫。四川師范學院圖書館收藏著一部《皇父攝政起居注》，注后有劉文興寫的跋。跋稱：清宣統初年，內閣庫坦妃，家君劉啟瑞當時是閣讀，奉命檢閱庫藏，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于是，這件事便在整個朝野傳開了。

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明清史大師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實》，力辯此事全無。也有學者認為張煌言詩，不能作為太后下嫁確證。其詩系遠道之傳聞，故國之口語，詩非信史，不足為憑。

而蔣氏《東華錄》所記“皇父”，是清君主對某個臣下的尊稱，或是清世祖封多爾袞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勛顯著，無可進爵，乃以“皇父”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為臣下。而滿族舊俗有直呼尊者為父之例，多爾袞前封“皇叔父攝政王”，滿文直譯為“汗(君)的叔父父王”，因此這并不表明多爾袞為福臨的皇父。

綜上所述，“下嫁”是否確有其事，目前難以作出定論，只待新的材料發現和新的研究工作展開，才能解開個中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