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與嘉慶的比較，雍正皇帝繼位的時候也是面臨這和嘉慶繼位是一樣的情況，但是雍正卻成功的扭轉了趨勢，而嘉慶卻讓清朝慢慢走向頹廢的趨勢，那么雍正和嘉慶的做法上到底有什么區別才導致這么大的差距呢，下面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雍正與嘉慶的比較。

雍正反腐一個字：狠。你要在規定的期限內，用合法的手段歸還虧空。還不上，抄家。有些貪官想一死了之，沒門，你死了，你的家人繼續還，還不上子子孫孫繼續還，讓你家世代成為奴隸。總之，貪官們到了雍正手里，那是死都別想解脫。

嘉慶反腐就太軟了，除了早期處死和珅硬外，其他時候都是形式一下，所以貪官們不怕了，表面上清廉，實際上照樣腐敗，清朝就衰敗了。

嘉慶失敗的原因

客觀原因，雖然只差百年不到，但兩個人面對的國家已經有了很大不同。比較雍正時代的勵墾政策、火耗政策和嘉慶時代相應的政策可知，前者都屬于有很大空間，可以隨意發揮，而后者實在沒什么進一步施展的空間。在這一點上，大清國的末年和大明國的末年雖然面對局勢有很大不同，但同樣有內地病的嫌疑，那就是在核心十三省的框架內，其實早年擁有的社會資源會迅速被耗盡，到了末年往往無事可做，做什么都是錯的。其實不只是大清，宋后每一個朝代都面臨這個問題，以華北為中心，王朝的核心部分貧瘠和脆弱的程度其實遠遠超越王朝建立者的想象，而重組這一地區的政治和社會架構則會面臨巨大的成本，各種意義上的。乾隆末年，華北地區其實已經暗流涌動，到了嘉慶已經天災人禍不斷，動蕩不已了，一有旱災就是連綿不斷的民變，其實即使沒有天災，任何一項地方施政改革一樣會引起負面的連鎖反應。這個時候大清的老方子是用邊疆補內地，簡而言之，打仗加理藩，新設州縣，但是大清到了乾隆朝，這招真的是用老了，因此大清在末年只能開放之前一直嚴守的口外屯墾，實在是在內地沒有多少它這個中央朝廷能打的牌。在這個時候去動吏治，那么調整之后該干什么呢？

這個問題在雍正時代不是問題，嘉慶時代卻沒有答案，而這件事不是砍掉幾打貪官腦袋就搞得定的。嘉慶不是不想解決這件事，于是臺灣開發在這個時代提上日程，問題首先是臺灣不夠用，此時除了中央，也沒誰有動力干這事。

這就涉及大清國此時呆滯的主觀原因。此大清已非彼大清。其實從順治開始，大清的制度相比于一開始就得了老年病的大明，顯得有彈性的多。雍正時代既是大清國入關的尾聲，也是后金汗國制度最終消亡的時代，很多權力可以收上來重新分配，結局就是誕生了雍正這個權力空前的大清國皇帝。消滅一種制度元素，意味著就要創制另一種制度因素加以填補，因此消滅一個貪官，其實就可以任用一個更加貼合皇帝政策用意的官員，雍正在這件事上成功的名列史冊。而到了嘉慶，這種權力分配早已結束，大清國這個框架已經定型，而進一步的洗牌重組卻不是大清國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要知道下一輪的改革直到同光時代引入西方制度因素才慢慢展開。

，而且不甚成功，中央在其中的角色也十分被動，因此對于嘉慶而言，用中國傳統的政治邏輯實在無事可做，不要說動吏治，其實什么都沒辦法動(一個厘金制度就磨蹭了一個世紀也沒能改革成功，因為除了遙遠的中央和底層商人，沒誰對這事有動力)。在這種局面下，貪腐已經成為維系官僚體制的一種必要因素，相比之下已經是小問題了，正如上面的帖子所述，其實嘉慶朝官員發呆的情況和貪腐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而貪腐者好歹還動一動。但無論貪腐與否，官員的升遷通道上總是擠著大批人的，這時候并沒有什么事情能讓新人超車(比較康熙朝、雍正朝和嘉慶朝知府一級官員的年齡，就能很直觀的看到到了嘉慶朝，做官如何不易了，這種局面直到太平天國戰爭才因為一大批武勛文臣的出現而得到改觀，但這種改觀卻敲響了大清的喪鐘)，結果便是整體呆滯。

不過說到底有賴于，大清國在大多數時間一直保持著制度上的彈性，前期大清、中期大清和后期幾乎是三個根子里不同的國家，這一點在中國歷代王朝里也算是突出的，到了嘉慶朝之后無可挽回的衰退，確實怪不得嘉慶，而是一個更大尺度上的歷史變遷，或許比大清國這個政權存在的尺度要大得多，如梁啟超所言，千年未有之變局。相比之下，所謂治理貪腐真的只是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