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為浮尸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shù)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了頭”的傳說。伍子胥后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zhàn)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尸，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xiàn)。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fā)生的亡國之禍，數(shù)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jīng)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第二案，名為“兔死狗烹案”

我以為天下第一智者當數(shù)范蠡。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為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于沒能成功。

但范蠡卻成功了。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yè)。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說的一段話。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并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執(zhí)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里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第三案，名為“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shù)“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于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于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zhí)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明日，秦人皆趨令”。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zhí)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zhí)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陜西西部，所處環(huán)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后，秦一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后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若論統(tǒng)一大業(yè)，商鞅變法應是第一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后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后來的結(jié)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后，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jié)果。戰(zhàn)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

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fā)明出來。我們中國人尊崇老的，喜歡舊的，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都是極為珍貴的，若有標新立異，一律視作異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是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再者，千年大樹，盤根錯節(jié)，既得利益者，各據(jù)要津，要把他們挪動挪動，無異于要他們的命。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最終是魚死網(wǎng)破。

第四案，名為“聰明誤”

世上什麼最有力量？當然是權(quán)，蒯大富說，有了權(quán)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權(quán)是皇權(quán)，“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錢，老百姓說，有錢使得鬼推磨。現(xiàn)在的說法是，“利益驅(qū)動”。還有一種力量，可以獨立于權(quán)錢之外，那就是“勢”。有關“勢”的研究和學說，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時代的韓非子那里。韓非子說，“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什麼人最“善任勢”？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對“勢”的運用。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大師。先是倡階級斗爭，醞釀發(fā)酵;接著發(fā)小紅書，添火升溫;十余次接見紅衛(wèi)兵，乘風鼓浪。接下來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橫掃千軍，勢不可擋。我那時深切體會到那種“勢”的巨大威力。那麼多當權(quán)派，曾經(jīng)大權(quán)在握，多麼顯赫，竟毫無抵擋之力，任滔天巨浪，一瀉千里，無所不摧。文革是一場奪權(quán)斗爭，自下面蓄“勢”、起“勢”、發(fā)“勢”，奪上面之權(quán)。權(quán)之力敗於“勢”之力。

“勢”為何有力？因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勢”，聚集了六億人的能量，所以無堅不摧。冷戰(zhàn)時期的“核威懾”，也可說是一種對“勢”的運用。何謂“威懾”？用中國話說就是“引弓不發(fā)”。箭在弦上，拽滿了，鋒鏑直指你眉心，卻又不發(fā)，你會感覺到一種威脅，一種攝人之力。強大的核武庫，可以將地球毀滅數(shù)次，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而具有某種攝人之“勢”，用這種“勢”來制敵，是為“核威懾”。

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也有力量。孫志剛事件，孫大午事件，劉涌事件，都曾顯示網(wǎng)絡的力量。網(wǎng)絡既無權(quán)，也無錢，力量源於何處？源於“勢”。七千網(wǎng)民聚集的能量，成為“勢”，一股“勢”力，“勢”不可見，但可以感覺到。

國語中有關“勢”的詞很多。權(quán)勢、威勢、氣勢、勢力、造勢、火勢、水勢、風勢、勢能、勢焰、勢必、泰山壓頂之勢、勢不可當、大勢所趨、因勢利導、蓄勢待發(fā)、人多勢眾、勢均力敵、兵無常勢等等。細細考究這些詞，可以從中體味“勢”為何物。

韓非子將“勢”與法、術并列為王者經(jīng)世治國必諳之道。在其《難勢》等篇章中對“任勢”之理作了精辟的闡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曾論及韓非子之“勢”。春秋戰(zhàn)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是我國歷史文化最為輝煌壯觀的一個時期。韓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細讀韓非子，你會為他氣勢之磅礴，視野之開闊，立論之縝密，引喻之精博而嘆服。秦始皇讀了韓非子之書，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也！”韓非子到了秦國，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向秦王進了讒言，將韓非子害死獄中。

第五案，名為“無兵造反案”

漢代韓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漢相爭，劉邦與項羽對陣，常吃敗仗，劉邦可說是“常敗將軍”。高祖二年，劉邦率五十余萬人伐楚，至彭城。項羽率三萬精兵擊漢軍，大破之，漢兵死者十余萬人。劉邦帶著數(shù)十人倉皇逃遁，一路上幾次要將女兒推下車。這一仗，劉邦的父親和皇后也被項羽捉去。高祖三年，劉邦被項羽包圍在滎陽，彈盡糧絕，將軍紀信假扮高祖模樣詐降，劉邦率數(shù)十騎狼狽而逃。

劉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項羽包圍，復遁，逃入韓信軍中，收韓信之軍。高祖四年，劉邦在廣武被項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著腳說，射中我指頭了。逢羽必敗，我斷定劉邦患有嚴重的“恐羽癥”。多虧有韓信在。漢軍出陳倉，就是“用韓信之計”。以后井陘之戰(zhàn)，充分顯示了韓信的謀略和軍事指揮天才。收趙定齊，韓信立了大功。殺死龍且，斬斷項羽臂膀。劉邦幾次大敗，末了從韓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戰(zhàn)。

高祖五年，楚漢決戰(zhàn)垓下。開始韓信、彭越不到，劉邦大敗，“深塹而守之”。后來用了張良的妙計，愿與韓信、彭越“共天下”，把兩人哄了來。垓下之戰(zhàn)，據(jù)《史記》記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整個戰(zhàn)役，全由韓信指揮。垓下之戰(zhàn)實乃韓信之戰(zhàn)。呼風喚雨，波瀾壯闊，四面楚歌，英姿颯爽的韓將軍與拔山蓋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譜寫了一篇壯麗凄絕的英雄史詩。

剛剛葬了項羽，劉邦就“馳入齊王壁，奪其軍。”突如其來，奪了韓信的兵權(quán)。好一個“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馬遷在寫韓信傳的時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寫蒯通勸韓信自立為王：楚、漢相爭三年，在京、索之間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劉邦與項羽雙方都無力“息天下之禍”。唯有韓信接連打勝仗，兵強馬壯，且“據(jù)強齊，從燕、趙”，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諸葛亮《隆中對》的最早版本。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馬光引用。何以司馬遷要用大段文字記這件事？我猜太史公對韓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種被害的故事告誡韓信，但韓信深信劉邦，執(zhí)迷不悟。結(jié)果韓信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結(jié)局。都說韓信是死於呂后和蕭何之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對此十分懷疑。猜忌—削權(quán)—殺頭，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韓信功高，有奇謀，善用兵，劉邦豈能容他。韓信之后，彭越、瓊布也為劉邦所害。聰明的張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禍。辟谷原是聰明人用自殘的方式以達避禍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張良的例子學而習之，自殘其身，實在是謬以千里。可以說，韓信被殺是必然的。

謀殺韓信，劉邦不在現(xiàn)場，但他可以用囑言或錦囊的方式，把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許多罪案中，主謀不親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說韓信謀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邏輯。作齊王時，實力強大，蒯通一勸再勸，堅決不反;當了楚王，仍有一定實力，也不反;只待一個兵都沒有的時候才反。無兵造反，自取滅亡，韓信莫非有病？況且，韓信與陳豨的對話，應是兩個人之間的密謀，泄漏出去，定有殺身之禍。卻紀錄于史書之中，而且繪聲繪色。那是一個精心編造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