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一一年，秦帝國已統一達十年之久。這一年，在帝國的東郡(今河南濮陽一帶)落下一塊隕石。隕石上竟赫然刻著：始皇死而地分。借由這塊天降之物，新帝國將要滅亡似乎已經是愚夫愚婦都知道的了，上蒼既已降下詔令了，還有假嗎？

隕石事件震驚了帝國的朝堂，御史們采取了果斷的行動，在推問無效的情況下，根據帝國的連坐法，周邊的潛在亂民被盡數誅滅。事件在表面上暫時告一段落。在這起準圖讖事件中，皇帝應該會想起，五年前盧生出海后所獻上的《錄圖書》，上面明明白白地寫著“亡秦者胡也”。當時，始皇帝唯一的心病只剩下胡人。

統一以來，皇帝已經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彈壓，以對抗捏造出來的所謂天意背后真實的內憂外患。郡縣制已經取代了封建。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車軌都被置于同一的標準之下。新的天命體現已經用帝號與五德建立起來，皇帝也履行了封禪的宗教責任。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鑄成金人放置在帝國的心臟。皇帝四處出巡，考察帝國的疆域。重農力耕作為被證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廣到整個帝國的領域。法家已經被作為帝國的正統思想加以確立，號召全國“以吏為師”，學習律法。蒙恬的大軍已經多次擊敗匈奴，長城與直道已經修建起來，有效的輔助帝國的進攻與防御。全國各地豪杰們被有條不紊地徙往咸陽，可以用來監視備邊東伐。

帝國的制度似乎已經建立起來，“秦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下的帝國將跳出分封制下“戰斗不休”的宿命輪回。商湯伐桀、武王伐桀的篡奪悲劇將不再上演。帝國將在新制度的維系下，獲得內在的自信，并以強大統一的姿態對抗北胡南蠻，“傳之無窮”。心滿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筆在全國各地立下石碑，歌頌這有史以來開天辟地的創舉：“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然而這還不夠，因為現在在這塊隕石上刻著的字昭示著在二個五年計劃之后，這個國家中仍然潛伏著陰謀分子，他們懂得運用天意，擅長蠱惑人心，他們是舊六國的殘余，失業的游士，甚至帝國的官僚。他們作為東方先進文化的代表，本能地抵制秦國的制度，視之位蠻夷殘暴。他們妄圖在皇帝死后顛覆已然確立的郡縣制，重新恢復古舊的封建邦國，將天下再次帶入“流血于野”的黑暗時代。新制度下的帝國的心病不再只是胡人，因為分裂的羅網正在帝國的各處編織。

種種突發事態似乎也正印證著這種不詳，皇帝在博浪沙被鐵椎狙擊，“重百二十斤”，至今兇手尚未落網。盧生，皇帝曾尊賜甚厚的人竟公開誹謗皇帝，“以亂黔首”，被察覺后竟然出逃不知所蹤。帝國的太子公開地為是古非今的儒家反對派說話，違背帝國獨尊法家的既定政策，不得已發往邊境進行鍛煉。二號接班人胡亥雖然貼心，卻缺少政治斗爭才能，如果由他繼承，恐怕不免會成為虎狼大臣的傀儡。而帝國的民眾還未來得及更新一代人，“秦滅六國，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當時人視之，實為變局而非常理”。

隕石預言著皇帝將死，而皇帝確實也在第二年駕崩，這似乎寓示著隕石刻字很有可能是熟悉皇帝身體狀況的親近臣工。不論如何，峣峣者易折，皇帝的性命已經走到盡頭了，所有的這些問題是沒時間加以解決了。公元二一零年，始皇帝崩于沙丘平臺。秦帝國及其制度也開始跟著始皇帝一起被埋入驪山的地宮中。

敗亡

歷史自有其慣性。然慣性，并不代表大勢，在三峽里，秦帝國若屈從慣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數百年的國運。這方面，保守的儒生從來不會錯，因為比起追求虛幻的未來，他們的世界更加真實，因此也更加堅固。建國初，丞相王綰就向皇帝建議，“分封同姓，加以鎮之”。博士淳于越則主張“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不只是單純對古舊的病態喜好，而是歷史經驗的運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鎮壓征伐，又如何能夠對遍布著八百諸侯的華夏大地進行有效的控制。武王如果不是對商代乃至夏舜堯的王族后裔進行分封，又如何能夠撫定舊勢力的后裔遺民，使其互相牽制，防止叛亂。舊的形式產生舊的勢力格局，舊的勢力格局同樣呼喚著舊的形式，它們相互增益，構成穩定的歷史周期，這就叫輪回。因此，對于秦帝國的大膽舉動，他們必定會認為“政治家過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見，強天下以必從，而不知其流弊之烈，為禍之深也”。

考察可以發現，封建制的天下是壁壘森嚴的天下，天子諸侯大夫，在差異化的層級之下，“小國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來”，它們各自維持著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輸出忠誠獲得保護。吏治國家的興起則如同利維坦怪獸狂暴地摧毀了碎片化而又頑固的持續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壘，整個新世界至此便處于低設防的狀態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分封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羅馬是快進入帝國時代才會發生起義，西歐直到“朕即國家”的君主制出現后才發生農民起義(當然很快被資本主義的起義代替)。集權式的國家是大規模的暴烈的社會起義的天然催化物。

于是在取消了舊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國就立刻面臨了兩個巨大的困境，舊勢力的顛覆活動，和新結構的鎮壓。秦帝國的失敗不只是暴政帶來的，而恰恰是對紛亂的社會環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結果。殘暴而有力的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與勤奮保持著對包括舊六國的余黨，周制的擁護者，失業的游士，下層的黔首在內的一切蠢蠢欲動的力量的壓制。但卻始終未能取得徹底地消除危險。秦法在秦國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樂之，但一旦試圖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問題便凸顯了。商君初行律法時，秦人也曾血流漂杵，大抵沒有在法律束縛下出生的一代人不能迅速地適應法度，等到適應了，不再有觸犯的風險，便有“民便之”的情況，況且秦國改革時惠王為代表的舊勢力尚在，因此實施中尚且顯得不那么激進。等到秦統一六國后，要在舊貴族已經失勢的六國中實行秦國的法律，問題便出現了。

另一方面，比起分封的鎮壓，新建起的集權制對舊六國土地的鎮壓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作為舊制度殘余物的秦帝國對山東諸國殘民與其是當做新時代的臣民，毋寧是作為舊戰國時代的俘虜奴隸，是將來需要東伐鎮壓的對象。(按：秦遷豪杰十二萬戶于咸陽以備東伐)因此，秦帝國的弓弦雖然已經繃緊，律法比前世更加嚴酷，征發也越加頻繁，卻仍然面臨著日用不足的困境，這種困境比后世單純的亂世還多一層舊制度的反動。項梁為代表的舊勢力即使殺人犯法尚可在帝國的邊緣地區優哉游哉，閭左隴畝的陳勝們卻因為遇雨失期當斬。這簡直是“制造動亂之工廠”。終于，在始皇帝死后，無能的二世手上(如同慈禧死后的滿清貴族)，帝國的弓弦嘎然松開，大壩在雨季還沒過去之前被打開了，這個一只腳在新時代一只腳在舊時代的帝國就此分崩離析，歷史進入人為魚蝦的時代。

在七國相爭的歷史上，六國也曾經合縱擊敗過秦軍，乃至進軍函谷關，但從來未曾能夠真正進軍秦國的心臟地區。但在帝國建立后的時代中，劉邦卻能順利地通過函谷關占領咸陽，這種結果差異折射出一種形勢的遷移。帝國軍隊的理念仍然存留在舊的戰國時期，這樣的軍隊用來對抗六國的軍隊或許足夠，但用來應付農民的起義則是不足的。同樣，巨鹿大戰中作壁上觀的諸侯以及參戰的項羽章邯與其說是開辟了新的戰爭時代，不如說是舊有時代的最后余燼，項羽坑殺秦國的降軍與白起坑殺趙國的降卒并沒有多大區別，項羽進入咸陽不同于后世的徐達進軍大都，之前的秦軍進入郢，在形式上更像是武王進入朝歌，這是一次問鼎的舉動，又如同周朝初年的管蔡的叛亂。而章邯的東伐則相是周公對關東地區叛亂的平定。無論他們中的哪一方都沒有認識到歷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項羽與章邯的火并，沛公趁機進入進入咸陽，這件在形式上普通甚至粗陋的事件在中國乃至人類整個歷史的意義上是何其具有美感，舊有的勢力在火并之下，木盡火息，新的勢力堅實地邁向了帝國的寶座。羅馬帝制是凱撒與元老院同時毀滅后奧古斯都實現的，秦制的最終勝利也恰恰是通過秦國的毀滅而真正得以實現。這正印證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道理。

像新制度取代舊制度這樣重大的事件便是以如此不醒目的方式發生著，它不像轅門徙木，破釜沉舟，遠征埃及，發布民法典那樣炫目，卻更有力。事實上，重大變遷是絕不可能由轅門徙木式的政令頒布就能夠實現的，那不過是一種對歷史與民眾的傲慢。變遷是在對舊有勢力徹底的斬草除根后經過長期組織運轉才能發生的。這種工作不是車裂商鞅的惠王及其繼任者所能夠完成的。舊世界的力量可以偽造出明治維新式的盛世，卻絕對無法擺脫既定慣性的軌道。真正的變革不可能由與民眾割裂的舊公族后裔實現，而必須是一個來自新世界的人，比如沛公，或者二戰后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變法強大后的秦國為滅亡六國而感到沾沾自喜時，卻不知道自身也不過是新世界的祭品，是注定要準備好自己的人間宣言的。

漢制

“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偕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跡泗亭，奮其智謀，羈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舊世界在自我的斗爭中以舊世界常有的軌跡自相毀滅。新世界從沛公軍至霸上開始。張蒼后來把此十月定位歲首，頗能得事態之要。在甩掉一切舊有的包袱之后，華夏土地以新建的漢帝國的形式輕裝上陣，這個帝國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兩千多年的吏治國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義上的秦制與其說是秦制，不如說是漢制。

秦只是確定了各項制度設計的表層工作，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制度以內里靈魂。

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內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當時人就能清楚看見得，作為后世的觀測者，如果只知道當時人即能知道的事實，那么這種膚淺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它帶來的困境就是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隱線的視而不見，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為少數統治者變成竇太后，漢武帝，元帝等少數人的偏好。形勢殊異，重要的不是具體地措施，而是措施所溝漏出來的整體的脈絡局勢。

對漢家制度的真正最有價值的論述來自中興明主的漢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漢元帝認為宣帝用刑過于嚴厲，建議他多任用儒生，漢宣帝勃然作色，漢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為何要單獨重視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況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時事，喜歡以古非今，讓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實，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哪里值得委以重任。漢宣帝甚至斷言使將來使漢家衰敗的就是漢元帝。

漢宣帝的話有這樣幾層意思，漢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這種制度是從始貫穿的，并不是漢宣帝自己創立的，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現在的社會實際，漢家的治理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儒生缺少行政能力應當慎用。總結可以看出，漢家走得是一條徹底地吏治國家的道路，這是秦制的延續，而非周制的復辟，表面上的黃老儒家法家都只是點綴和手段而已。開國時的分封用儒不過是策略上的以退為進，在這種穩健的政策下，吏治國家真正穩固。

新建的帝國以反對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避免道義的譴責，而等這種譴責終于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制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隱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隱蔽，卻為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

秦帝國時異常頑固反對新制度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漢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思想并不決定位置，而是位置決定思想。這些新興的儒家知識分子，更像是縱橫家的游士們，他們愛好功成名就遠遠甚于他們所擁有的手段。公孫弘、兒寬、張湯、尹雋這般人，他們都憑借著政事練達顯貴其時，而熟悉儒家的理論體系則是政事練達的重要指標。他們彌補了赤裸裸的法家國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的斗爭變遷都獲得了合理化的解釋，并以此對君主的權威進行限制，在這些情況下，儒家異化成吏治國家的儒家，支撐了此后幾千年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