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強宋富，這已是歷史的定論，但經常也會有人常問起，既然宋朝比唐還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水利工程的興起，使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眾所周知，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正是在宋代出現的。那么，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強盛不起來呢？

也許，宋代的建筑可以給我們提供某種答案。宋代建筑藝術，較之漢唐，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這是中國建筑最大的一次轉型，它由漢唐的雄渾質樸、宏偉大氣，轉變為宋代的柔麗纖巧、清雅飄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漢唐的沉實穩重，而是翹立飛揚，極富藝術感，而且相當柔美細膩、輕靈秀逸，這其實較集中體現出了宋代建筑的風格。

這顯然是一種世俗化亦貴族化的表現，而這也可以說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會的興起，及至到宋代，整個社會的市井化、商業化的影響。

南宋年間，偏安的國都臨安，人口逾百萬，但皇族與官吏竟占全城總人口的1/4弱，他們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貴戚南下而來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這一來，刺激了城市經營手工業、商業的人口，他們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館、青樓，以及小攤販，可謂夜以繼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驕奢淫逸，醉生夢死。

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空前繁榮，靠近臨安的泉州，一躍為中國第一大港，雖說只紅火南宋元初一段，卻也可見宋代商貿之昌盛。

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適應了這種貴族化了的市民社會的生活，食不厭精，寢不厭軟，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細與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臨安，都形成了官民雜處、商民相間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業自然發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為此瓦解而商業街、夜市出現并興盛，也就使建筑變得靈活、順勢并富于享樂的世俗意味，園林藝術也在宋代臻于完美。

耽于享受、疏于治國，外弱而內斂，今朝有酒今朝醉，社會的頹風，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沖淡，反而只會更不可救藥，以為能賠給人家幾萬萬兩銀子、幾萬匹絲綢，便足以買來平安，照舊可以燈紅酒綠，顛鸞倒鳳，結果呢，多么美輪美奐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糧倉，也敵不過人家的鐵蹄呀！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么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根源在于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不管他這一描述是否準確，但是，當時的中國城市，如泉州、廣州等，的確已是以商業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當然屬商業性而非行政性的，這一來，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漢唐大一統的模式而出現了新的轉換。

平心而論，這種轉換，在建筑藝術上無疑也是一種發展與進步，所以，宋代的各類建筑都很發達，盡管沒漢唐的大氣，卻在藝術上，也包括技術上，都有相當高的造詣，更貼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華一夢”，都可以從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來，過于藝術化、夢幻化，是否會因此輕飄起來而失重呢？但責任并不在藝術，也不可歸咎于夢幻。

馬可·波羅是元代來到中國游歷的，他筆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來的繁華、富裕，以致他認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誤譯為蘇州為“地上的城市”，杭州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華麗、雕梁畫棟”;西湖的亭臺樓閣，與游艇畫舫，相映成趣，讓人賞心悅目……，光他這些描繪，對于已亡國了的宋朝遺民，當是怎樣的一種諷喻，也許，這可以回答本文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