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黨爭之勢

甲午中日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和簽訂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而告結束，從此，中國陷入更為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中。

社稷難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統治當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礎，所以光緒帝于甲午戰爭后，“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每以維新為宗旨”。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清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官員，也紛紛“競言自強之術”。

1895年6月，陜甘總督陶模上陳《培養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補偏之計”十三條。接著，戶部侍郎胡燏棻又上《變法自強疏》，要求清廷“籌餉練兵”“敦勸工商”“廣興學校”等。其他一些親帝官員也紛紛上疏，要求光緒帝變法圖強。

作為“兩朝師傅，十載樞臣”的翁同龢，原來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對洋務運動的頑固派。直到甲午戰前，他對變法維新的思想尚極不以為然。這從他對康有為的態度變化中可以得到證明。

1895年春，康有為來到北京參加會試，事先曾拜請時任清廷總理衙門大臣、戶部侍郎的同鄉張蔭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夠拜見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視貴為帝師、軍機大臣等，避而不見。

甲午戰爭以后，翁同龢認識到“非變法難以圖存”，故不惜降尊紆貴，主動去康有為的住處拜訪。從此，開始了維新派與親帝勢力在相互利用基礎上的政治聯合，親帝勢力也在朝野強大變法思潮的激動下形成了一股帝黨勢力。

光緒帝接近并利用維新派，力圖變法維新的政治舉措，引起了親后勢力的不滿與惶恐，與慈禧太后發生政見、權力沖突已經很難避免。

由于原來親后的直隸總督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為清議所不容，清廷遂將其召入京內“入閣辦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實力和地盤。

光緒帝利用當時人們痛恨對外妥協議和的情緒，于1895年7月又將親后的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罷值軍機處，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樞勢力。

慈禧太后則命令撤去南書房，革去翁同龢的毓慶宮差使，不給光緒帝與翁同龢公開單獨會面交談的機會。同時，任命聽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隸總督，并重用親信榮祿，很快就再次調整好自己的權力基礎與陣容。

吏部侍郎汪鳴鑾、戶部侍郎長麟，因不滿于慈禧太后雖名已歸政，但實際上仍對光緒帝多方掣肘的行為，曾于1894年乘光緒召見之機，不無鄙意地勸光緒帝收攬大權。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對此有所耳聞，頗為震怒，遂翻出這一歷史舊賬，強令光緒帝以“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的罪名，將這兩名親帝的官員予以革職，永不敘用。

如果說以上諸次帝、后的矛盾斗爭，僅僅是帝、后黨爭的開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視和警惕，那么，1896年3月的“寇連材事件”，則使慈禧太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使帝后黨爭更趨激烈公開化。

慈禧與光緒“斗法”

寇連材原是慈禧太后身邊的小太監，“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將他作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為名派到光緒帝那里，“使之監督（光緒）行止，偵探近事”。

但寇連材在目睹了光緒帝雖貴為天子，實則無權，及慈禧太后驕奢誤國等情后，竟不顧清廷內監不準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長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為重。

寇連材當時不過僅是一名閹豎太監，違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將其殺掉，本不足為慮。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懷疑寇連材背后是否有光緒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內務府將其斬殺于菜市口，并借機株連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緒帝的其他“內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將打擊的對象轉向了帝黨的第二號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鄉人，他既與翁同龢有交，又與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銳交好，且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師，同時又為南清流派的一員，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響。

光緒帝對他極其器重，很快將其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升為四品的侍講學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緒以“遇事生風，常于松云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等罪名，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并驅逐回籍”。帝黨的勢力因此而大受損傷。

幾乎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還曾試圖廢掉光緒帝，另立某親王之孫為帝。因其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兇殘，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后頗憚之，其謀遂止”。

1897年春，軍機大臣李鴻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機又將其親信孫毓汶安插到軍機處。慈禧太后雖身居頤和園內，但朝廷內外的大事都有其親信大臣隨時奏報。

在帝、后黨爭日趨激烈的時候，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租借軍港，劃分勢力范圍，民族危機愈加嚴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發生政見分歧與公開的權力沖突已經不可避免。

慈禧并非敵視變法

1898年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公開攤牌：“乃謂慶親王曰：‘太后若仍不給我以事權，我愿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認為，沒有她這一皇太后，光緒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當她得知這一消息后，憤怒異常地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盡管如此，慈禧太后還是不敢立即與光緒帝公開撕破臉面，直接從皇位上將光緒帝拉下來。這是因為，光緒帝自繼位以來，雖性格怯懦，政績平平，但并無明顯的失政失德行為，慈禧太后不得不對朝廷內外的輿論有所顧忌。

同時，她也料定光緒帝處于無權無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對她構成實際的權力威脅，故而對光緒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實權的學士言官，以及康、梁維新派等進行的變法活動，暫時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態度。她曾對其親信說：“由他（光緒）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同上。

光緒帝利用慈禧太后的這一“寬容”態度和機會，于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

由于帝、后兩黨的斗爭在戊戌變法運動中表現得較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黨爭難免被人們涂上變法維新與頑固守舊的政爭色彩。其實，自甲午戰爭以后，慈禧太后對當時興起的變法維新思潮是持審慎重視態度的。

1895年5月，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上達光緒帝之手。光緒帝閱后，大受啟示，命人謄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于御匣，一份存于乾清宮。慈禧太后“留覽十日……乃發下”。

這說明慈禧太后并非自始即仇視變法維新。在戊戌維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訴光緒帝：“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弟子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者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對于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慈禧太后“亦稱其剴切，第戒帝毋操之過蹙而已”。這說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變法，凡可以“圖富強者”，皆予以贊成，但有兩個條件。

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國的政治制度、禮儀制度等立國的根本不可輕易改變，否則即是“得罪祖宗”，“乃亂法也，非變法也”。二是不可操之過急、操之過激，否則有可能引發朝野上下，乃至整個社會的驚恐和動蕩不安。

慈禧太后之所以發動戊戌政變，主要是對光緒帝驟裁京師閑散衙門，“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與不滿。

特別是光緒帝準備開設制度局總攬變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陸軍、海軍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變法舉措，必將嚴重改變清政府的原有統治體制，必將觸動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

這年9月4日，光緒帝罷斥了禮部六堂官后，慈禧太后及其親信更真切地感受到變法給其既得利益帶來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后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密謀兵圍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的消息泄露后，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關，故此才發動了戊戌政變。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頗為活躍，并由其引起禮部六堂官被罷斥軒然大波的維新派王照事后曾說：“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故以余個人之見，若奉之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

時任順天府尹的陳夔龍也說：“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并無仇視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

客觀冷靜地分析，以上兩人的記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說：“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之間的沖突，并未涉及政見的不同。”那種認為“太后敵視變法”的說法，“是無根據的，或過甚其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