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兵馬俑已出土陶俑8000件、戰車百乘以及數萬件實物兵器;其中一號坑為“右軍”，埋葬著和真人真馬同大的陶俑、陶馬約6千件;二號坑為“左軍”，有陶俑、陶馬1300余件，戰車89輛，是一個由步兵、騎兵、戰車等三個兵種混合編組的軍陣;三號坑有武士俑68個，戰車1輛，陶馬4匹，是統帥地下大軍的指揮部，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而自這一奇跡發現不久，它便被認定作秦始皇陵的陪葬，幾乎成為一種“公論”。

甚至美國《焦點》雜志在介紹兵馬俑時也稱“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駕崩之前統一了中國，下令修建長城，對中國實行殘酷統治。他當時唯一懼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為此下令修建一座龐大的陵墓，讓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繪武士守衛。”但近些年來，有學者卻對這一“公論”提出了質疑，認為兵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此論一出，立即在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那么兵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呢，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誰呢？

陳景元認為《史記》的記載未必真實。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河北邢臺，要回咸陽一條捷徑是向南過黃河向洛陽，再到西安;另一條路線如秦俑館里所記載的：向西經井陘，過娘子關到太原，再向北到包頭轉至西安。無論是哪條路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回到咸陽，而在夏天要保證趙高、李斯為“篡黨奪權”所要求的“秘不發喪”又保證尸體不腐爛，這樣看來，秦始皇的尸骨其實是出不了河北省的，即使到了驪山，也只能做個衣冠冢。而從陜西省文管會1960年代初到當地進行現場調查后所寫的調查報告來看，位于現在秦始皇陵北面的大量夯土地基，其上什么都沒有，從中可見作為宮殿建筑群主要部分的這一地塊當時根本就還沒有進行施工建設，內城、外城及封土等，都是死后的工程。而驪山上洪水嚴重，幾乎每隔三年就會下一場暴雨，大開挖的地宮也不可能不顧積水而在秦始皇生前幾十年就預修。

但多數學者認為秦始皇陵就在驪山腳下。除《史記》記載外，考古研究者在出土文物刻字中發現了大量秦代地名，與湖北出土的云夢竹簡、湖南出土的龍山竹簡上的同代文字對照，它們符合秦代的書寫習慣，確為秦代之物。而兵馬俑身上秦代工匠所刻的文字和與秦始皇陵磚瓦上文字的相似性，也證明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史書上記載秦始皇6月封于沙丘，9月歸葬咸陽，尸體腐爛是肯定的，所以歷史上也有關于在歸途的車隊里放上鮑魚“以亂其臭”的說法。

秦宣太后，姓羋(mi)，楚國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她在秦國統治了四十一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掌權治國的女國君，甚至有人稱她為兩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為何說兵馬俑不是秦始皇而是她的陪葬呢？

陳景元認為歷史上秦始皇曾經下令將陵墓向外擴展“三百丈”，但秦時的“三百丈”只有690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東近二公里的兵馬俑，不可能被包囊在這一個“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因而也不可能成為秦始皇陵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史記·正義》及《陜西通志》、《臨潼縣志》等史料中，都有“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16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10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豐縣南14里”的記載。雍州新豐縣的縣城，也就是今臨潼縣新豐鎮的東北不遠處，根據上述明確的方位和里程，很容易判斷出秦宣太后陵，就在秦始皇陵的東側偏南、距驪山山腳約2里處的西楊村、下和村一帶，也就是人們現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

此外，在兵馬俑的身上也發現了一些奇怪之處：一些兵俑的頭頂，梳有苗裔楚人特有的、偏于一側的歪髻;秦俑所著衣服，非常鮮艷，與秦王朝的尚黑制度，有顯著差別;此外，在陶俑身上還發現了“羋”字，疑似為秦宣太后的姓。

定性秦始皇陵方圓一定范圍內的出土物為皇陵陪葬并不是基于某個孤立的判斷，在皇陵東邊離外墻350米處，考古隊員發現了17座皇子、公主的陪葬墓;在離外墻800米處，發現了100多座馬廄坑;在皇陵外城與兵馬俑之間是流水沖刷出來的古河道，從地理上看，那里沒法設陪葬坑，到離外城墻一千多米的地勢寬處設兵馬俑陪葬坑很合理。同樣，在兵馬俑中有銅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呂不韋”，僅一號坑前的五個探方內就出土了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樣的十余件銅戈，這些字樣實際上就可以成為確定兵馬俑年代的直接證據。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的字樣，“寺工”作為中央管理手工業的一個官署，只有在秦始皇時代才有。

如果兵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目前考古學者還沒有發現足以與兵馬俑品配的宣太后墓。

誠然陳景元有些質疑有一定的道理，也說明當前的秦始皇陵和兵馬俑的研究還應進一步地深入探討。但考據學上強調“孤證不立”，就是單獨的一個例子是不能證明一個事物的真實性的。盡管陳的觀點很有幾分道理，但孤證不能立，至少憑借現有證據而斷定“兵馬俑的主人是宣太后而非秦始皇”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