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1627)，昏庸荒唐的明朝第15位皇帝——“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駕崩。由于他沒有留下子嗣，皇位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檢繼承。朱由檢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

崇禎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勤勉帝王。史稱他“聞雞而起”、“夜分不寐”，因為積勞憂國，未到中年就已是白發叢生。與常年罷朝的前任帝王不同，崇禎帝勤于政事，事必躬親，從不停輟朝會，召對也時時舉行，未敢有過稍稍的懈怠。

崇禎帝是明朝以至中國古代最為節儉的帝王之一。他的吃穿用度非常樸素，宮中所用餐具一律是銅器甚至木器，宮內無大事不辦宴席，也很少聽到歌舞之聲。為了節省國家開支，崇禎帝廢止了江南織造(負責采辦皇家用具的機構)，并大規模地裁撤了驛站，以此減免壓在百姓肩頭的重負。在國庫緊張時期，崇禎帝還多次下詔“撤樂”、“減膳”，并將宮中的貴重器物拿出來充作軍餉。

崇禎帝繼位之初，就懷著力挽狂瀾的救國志向，誓做一代中興帝王。他登基不出月余，便以老辣和干練的手段，迅速鏟除了禍亂國家已久的“宦黨”首領“九千歲”魏忠賢及其余黨，平反了很多宦官專權造成的冤假錯案。此舉令世風為之大振，百姓歡欣鼓舞，都紛紛稱頌新即位的崇禎帝為“圣王”。崇禎帝在位的17年中，曾多次下令各地州、府開倉賑濟災民，傳令天下招攬賢才、廣納善言，還頒布“罪己詔”反省自己執政中的不足。

縱觀明朝的皇帝，嘉靖皇帝癡迷于煉丹成仙，正德皇帝整日沉溺于聲色犬馬，萬歷皇帝近三十年不理朝政，天啟皇帝則執著于木工奇巧、縱容宦官亂政……與他們相比，崇禎帝稱得上是一代賢君。勤勉有為的崇禎帝原本有可能締造一個太平盛世，但天意弄人，歷史留給他的卻是一個瀕臨亡國的爛攤子。

傳到崇禎帝手中的是怎樣一個國家呢？從王朝內部來看，由于歷代明朝政府的無能和地方官僚的貪暴，國家的經濟已經是日薄西山。國庫虧空，朝廷用度捉襟見肘，一般百姓更是窮困不堪。而這一時期又正趕上地理氣候的“小冰河期”，從16世紀開始，地球的氣候趨向嚴寒，農作物的生長受到很大的影響。各地降雨稀少，全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大旱災，同時還伴隨有頻繁的地震和嚴重的鼠疫。到了崇禎年間，全國各地都爆發了大饑荒，連天子腳下的直隸地區也未能幸免。從山陜地區到齊魯、荊楚大地，饑民遍布鄉野。饑餓的百姓吃光了樹皮，就以一種叫“觀音土”的白色土塊充饑。這種“觀音土”吃了不好消化，很多人因此腹脹而死。再后來，很多地區多次出現“人相食”的悲慘場面，獨自出行的人經常莫名地失蹤，實際上便是被饑民捉去吃掉了。甚至于明朝軍隊在外打仗時，也有因糧草不足而吃人的現象發生，由此可見當時災荒的嚴重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生存的百姓只得揭竿而起。于是在明朝末年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延續到崇禎一朝，情況更加嚴重。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將領所率領的農民軍已形成很大規模。他們攻城略地，割據稱王，使得明朝政府疲于應對。

如果說王朝內部的糟糕狀況已足夠使明王朝岌岌可危的話，那么關外后金政權的入侵則讓國勢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滿族人建立的后金政權日漸壯大，八旗鐵騎縱橫關外。明朝軍隊雖然裝備優良(火器的配備率是當時世界第一)，卻仍然無力抵抗。關外的明朝土地大片淪喪，而明朝政府組織的多次大規模反擊也都以失敗告終。明朝政府只得在關外收縮防線，退守幾個大的城池，將戰局的主動權拱手送人，自己則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

此時東南沿海的形勢也不樂觀。明朝末年海盜猖獗，日本浪人和中國海盜勾結起來，不斷侵擾東南沿海諸縣，燒殺劫掠。明朝政府多次前往清剿，但海盜流動性很強，而且撲而復燃，搞得明朝政府精疲力竭。后來，明朝政府采用了招撫海盜的辦法，取得了一定的或效(如招降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但隨著國勢的衰落，東南邊防問題也越發嚴重起來。

國家的外事已是萬分危急，朝廷的內部更是腐敗透頂、混亂不堪。歷代明朝皇帝疏于政事，造成了朝中宦官專權的局面。宦官們掌握著殘酷的“特務部隊”——錦衣衛和東廠，有的甚至掌控明朝一些重要的軍權，以此迫害異己，獨霸朝堂。與他們相對的勢力是明朝的文官集團，然而這些士子文人非但不是國家的救星，反而成為重要的掣肘力量。明朝的文官們長期以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利益群體，他們相互結黨，共同對抗“宦權”甚至“皇權”。明萬歷皇帝就是因為感到自己在文官集團面前無法有所作為，才一氣之下罷朝，自此28年不上朝。這些自詡“清流”的文人，很多也和朝中的一些陰暗勢力勾結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還曾為權宦魏忠賢歌功頌德。

待到崇禎帝登基，他身前的大明王朝已是不折不扣的一個“爛攤子”——蛀洞遍布，四下漏風，稍加外力便會房倒屋塌。即便崇禎帝胸懷大志、兢兢業業，也已經無力回天了。

崇禎帝的不幸有歷史必然造成的悲劇，也有他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問題，那就是他的多疑與自負。

崇禎帝的即位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他的父皇明光宗朱常洛并沒有把皇位傳給他，而是傳給了他的哥哥朱由校。按照歷代“父死子繼”的傳統，崇禎帝原本不會再有當上皇帝的機會。但朱由校荒淫早卒，且沒有子嗣，于是崇禎帝幸運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崇禎帝自幼看盡了皇家的政治陰謀與爭奪，加之即位有過如此波折，便形成了猜忌多疑的個性。而他一登基就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賢及其黨羽，又讓他對自己的能力和對未來的期望有了過高的估量。

一心圖強卻趕上時運不濟，國內外諸事無一順意，這讓心氣頗高的崇禎帝有了挫敗感。為了扭轉時局，他更加苛刻地要求和約束自己，行為近乎極端;同時，他也以同樣苛刻的標準要求臣子，幻想著他們能如自己一樣恪盡職守，任勞任怨。如果臣子們工作做得稍有不妥或者懈怠，崇禎帝便會認為這是臣子的無能、不忠甚至有謀反之心。這種歇斯底里的心態使得臣子們人人自危，整日戰戰兢兢、提心吊膽。

崇禎帝在位的17年中，由于不信任或者反感，一共任免過50位內閣大學士，這幾乎相當于宋朝一代大學士的數量總和，可謂曠古未有。同時，朝廷各部臣子也被他走馬燈似的更換，其中包括17位兵部尚書(其中多人被他下獄處死或者流放)、16位刑部尚書、13位吏部尚書、13位工部尚書、8位戶部尚書。在調配前線作戰將領方面，崇禎帝更是毫無耐心可言。負責對后金作戰的總指揮官接二連三地被裁撤替換，有的是因為某一場戰役的失利，還有的甚至是因為進行戰略防御而被崇禎帝認為是“怯敵”，于是予以罷免。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崇禎帝同樣如此。與此相對應，崇禎帝不斷地詔令天下廣薦賢才，自己則認定了身邊的臣子無能和瀆職。

崇禎帝對朝臣不僅任免頻繁，而且獎懲刻薄。崇禎帝一朝，先后有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被委以軍事重任。然而崇禎帝卻讓他們幾乎無一善終，不是被遷怒處死(有的甚至遭到“凌遲”之刑)，便是被逼上陣戰死沙場，其余的則是孤軍被圍而得不到援助，最后或被俘，或倒戈投降。其中，崇禎帝因皇太極一個簡單的反間計而冤殺“國之屏障”袁崇煥，則是最為著名的“自毀長城”的行為。

多疑與自負的性格使崇禎帝無法建立對臣子的信任，既做不到知人善任，客觀評價臣子的能力，也做不到用人不疑，寬恕臣子的一時失誤。在內憂外患并起的嚴峻形勢下，崇禎帝還沉浸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的懷疑自責等復雜情緒中，不但于國事無補，而且越陷越深，終于難逃“亡國之君”的命運。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外城，明朝軍隊潰敗。崇禎帝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此時的崇禎帝自知明朝將亡，萬念俱灰，念及自己勵精圖治17年，卻落得國亡家破的下場，心理防線徹底崩潰，情緒走向極端。他召來周皇后和袁妃，連呼左右侍從進酒。一口氣喝了幾十杯后，崇禎帝揮劍砍死了袁妃。周皇后見狀，急赴坤寧宮自縊而死。見長平公主在一旁哭泣不已，崇禎帝長嘆道：“汝為何生我家！”崇禎帝一劍砍去，公主舉臂阻擋，被砍斷右臂，昏死過去。接著，他又一口氣殺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幾個嬪妃。然而，絕望卻激發了崇禎帝的求生本能。他匆匆換上便服，準備混出城。當時城門緊閉，崇禎帝從朝陽門輾轉至安定門，卻無法令人開城。崇禎帝的求生之路被徹底截斷了。

三月十九日拂曉時分，太監王相堯以宣武門投降，大順軍將領劉宗敏率領部隊浩浩蕩蕩進入北京城。驚慌失措的崇禎帝親自在奉天殿鳴鐘召集百官，卻沒有一個人來。崇禎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由于往日的刻薄寡恩，崇禎帝赴死之時，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老太監陪伴。無比凄慘的崇禎帝用鮮血在自己的御袍上寫下了最后一道詔書：“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然后自縊身亡。

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勤勉愛民的崇禎帝仍念及百姓安危，懇請“賊人”哪怕分裂自己的尸體，也不要傷害百姓，此言此行，催人淚下。然而他多疑、自負的性格弱點也彰顯無遺。在臨死之時，他仍然認為亡國的責任在于“諸臣誤朕”，把主要罪過推給了自己的臣工。崇禎帝之死，可悲可嘆。

崇禎帝是“亡國之君”，但他本來有成為一代明君的潛質;雖然有性格的缺陷，但終歸不干存亡大道。可憐的是他生不逢時，面對一份注定傾頹的事業，即便他所為作為盡善盡美，也無法挽回氣數將盡的大明王朝。因此，后人對崇禎帝的評價大多不是苛責，而是嘆惋。攻入紫禁城的李自成曾中肯地評價崇禎帝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并好生收殮了崇禎帝的遺體。而清政府在編修《明史》時也不得不承認：“崇禎帝慨然有為，即位之初便能機智果斷地剪除奸逆之臣。可惜的是大勢已去，朝廷中門戶相爭，戰場上將驕卒惰，國家已經到了潰爛的境地。他在位十七年，不近聲色之事，勤勉不怠，憂國憂民，耗盡心力治理國家。雖然想得到非常之才，然而用非甚人，益發僨事。又復信任宦官，舉措失當……”崇禎帝可謂不幸。

勤儉治國的崇禎帝為何落得國破身亡？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之所以會國破身亡有兩大原因，一個是因為國家當下時局已然成為一個爛攤子，一個是因為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問題。對于崇禎帝我們只有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