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提出《隆中對》后，隨即加入劉備集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從此開始了他從事政治、軍事斗爭的一生。

他輔助劉備，貫徹《隆中對》的路線，取得許多重大的勝利，直至以益州為根據地，建立穩定的蜀國。

但他始終沒有達到復興漢室、卒成霸業的目的。

這固然是由于魏、吳力量的強大，然而與諸葛亮在斗爭中犯了某些錯誤，特別是在荊州問題上措置失當，有很大的關系。

按照《隆中對》的路線，首先是奪取荊州。

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誰占據了荊州，誰就可西進四川，東下三吳，為統一中國打開通路。

然而從劉備與孫權的關系來說，荊州既是雙方矛盾的焦點，又是建立聯盟共同抗曹的交點。

劉備不取得荊州，就沒有立足之地，不能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孫權就不會重視與他的聯盟;若劉備不與孫權聯盟共破曹操，任何一方都難以奪取荊州，奪得了也難以保住，這是為后來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事實。

怎樣奪取荊州，如何保住荊州，是劉備集團始終都必須重視的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犯了急躁冒進和重益輕荊的錯誤。

起先是奪取荊州時急躁冒進。

公元208年曹操大軍南下指向荊州時，盤踞荊州的劉表病逝，內部隨之發生分裂。以長子劉琦為首的一派倒向劉備一邊，這支力量不大，且屯駐在夏口(今漢口，屬江夏郡)，時劉備屯樊城，相距頗遠。

以次子劉琮為首的一派動搖于曹操、劉備之間，屯聚襄陽，離劉備近，力量也較強。當時諸葛亮主張立即吞并劉琮，乘機占領襄樊，為奪取全荊州建立基地。

對這個建議，劉備以為不可，借口“劉荊州(劉表)臨亡，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沒有采納。結果劉琮降曹，讓曹操占領了襄樊，接著南下江陵，兵臨孫吳。

后世史家對此事有不同議論：一種意見認為當時劉備完全有力量解決劉琮，占領荊州，沒有采納諸葛亮的建議，是坐失良機;另一種意見認為，劉備雖能吞并劉琮，但不能抵御曹操南下大軍，即或占領了荊州，也是保不住的。

應該肯定，在荊州問題上，劉備與諸葛亮并無根本分歧。劉備對荊州早已垂涎三尺，劉表在世時對劉備也早有戒心。

此時劉備不立即吞并劉琮以奪取荊州是正確的，所謂對已故劉表不愿“背信自濟”只是托詞。

他審度當時形勢：

第一，以武力解決劉琮雖不困難，但是難以完全制服劉表集團將士，民心未服。在劉表集團內掌握兵權并有相當影響的是蒯越、蔡瑁這一干人，他們是當地的望族，反對劉備而傾向曹操，是劉備奪取荊州的極大阻力。劉備從他的政治生涯經驗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荊州大多數人的擁護，要在那里站穩腳跟是不容易的。為此他曾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績，史稱：“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但人數畢竟有限，劉備還難以服眾。初出茅廬的諸葛亮還缺乏這種政治經驗，急于求成。

第二，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誰搶先占據了荊州，將成為其他兩方攻擊的目標。若劉備搶先占領荊州，不僅會受到曹操大軍的全力攻擊，同時還可能引起孫權的嫉妒，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最后還是被迫退出荊州。

第三，曹操是劉備、孫權的共同勁敵，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與之抗衡，“外結好孫權”，建立孫劉同盟是戰勝曹軍的保證，本是《隆中對》的決策，而如何解決荊州的歸屬問題，是孫劉能否合作的關鍵。曹操南下的矛頭雖主要指向孫吳，若按諸葛亮的意見搶先占領荊州，孫劉聯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來。孫吳難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軍，劉備集團更不是曹軍的對手，也必然是損兵折將，

再度飄零，只有利于曹操。

所以劉備主張暫時不奪取有爭議的荊州，先與孫吳建立聯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孫劉雙方共同利益。

以后的事實表明，諸葛亮也認識到暫時不取荊州的正確性，故能擔當起與孫吳結盟的談判并完滿地達成協議的使命。

曹操大軍威逼東吳，孫權忙派人與劉備聯系，劉備就毫不遲疑地派諸葛亮與之進行結盟談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勸說孫權，他說曹軍雖眾，但皆“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孫權)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劉備)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會談中諸葛亮只著重分析各方軍事實力，爭取孫權全力抗曹，絕口不提荊州的歸屬問題。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隨后的赤壁之戰能取得勝利，正是孫、劉聯盟的結果。劉備趁勝輕易地占領了荊州江南的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從而初步實現其《隆中對》奪權荊州的計劃。

后來曹操聽說劉備取得了荊州，大為震驚，“方作書，落筆于地”。

赤壁會戰后，曹操兵敗北歸，當時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荊州的歸屬問題上，孫、劉兩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清代王鳴盛指出：“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并圖蜀。”形勢的新變化，劉備是清楚的，所以進取四川時，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率大軍鎮守荊州，自己在龐統、法正等人輔佐下，率兵進攻益州。

諸葛亮鎮守荊州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繼續極力保持劉孫友好結盟關系，維持劉孫和平共處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劉備專力西進巴蜀而無后顧之憂，不至于東西兩面同時用兵。

二是必須保住荊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揮師南下爭奪荊州。

在奪取益州的計劃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龐統不幸中箭而亡。

與此同時，諸葛亮卻丟下荊州，率張飛、趙云等部大隊人馬開赴四川，把鎮守荊襄的重任交給關羽。

當時的實際情況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樣，“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諸葛亮的這一行動破壞了原來兵力的戰略配置。若是為了盡速奪取整個益州，諸葛亮這次援蜀還無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后，就應該還師荊州，把住入川的大門。

問題在于他沒有這樣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里，眼看著剛愎自用的關羽在荊州破壞了孫、劉和平相處的關系，以至于喪師失地，關羽被殺，讓孫吳占據了荊襄。

荊州之失，導致公元222年蜀吳夷陵之戰，劉備大敗，從此劉蜀只能閉守四川一隅，《隆中對》所擬定的統一天下的戰略計劃終成泡影。

荊州的喪失是諸葛亮重益州而輕荊州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后果。

在《隆中對》中，他認為荊州在統一天下的戰略地位只不過是“用武之國”，只有軍事上的價值，而且在軍事上也是處于側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應放在益州，由劉備親自率領出于秦川以圖中原。

諸葛亮對益州的看法則不同，認為是地形險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地方，政治上、軍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復興漢室”的根基所在。

顯然，這里已經包含著明顯重益輕荊的思想。

王夫之一再批評這一思想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不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而僅依據地理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其結果是“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祗成乎坐困”。

諸葛亮為蜀漢在四川經營了幾十年，“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許有人說，諸葛亮輕視荊州的思想和荊州在赤壁大戰以后的變化是有關系的。

赤壁大戰之前，“自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但是，經過赤壁大戰，情況不同了，并引龐統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說的話：“荊州荒殘，人物殫盡。”實際情形并非如此，赤壁之戰雖在荊州地區進行，但為時不久，曹操水軍敗于孫吳后，加之軍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歸，荊州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沒有遭到很大破壞，倒是孫吳把占有荊州的圖謀提到日程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