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于嘉慶元年，即公元1796年川陜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一十年。這一時期，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以及其它諸多方面，都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而國家的統一，疆域的擴大，社會經濟的繁榮，無疑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征。但是“康乾盛世”真是盛世？下面我們從多個角度剖析一下。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當時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科技已經落后于西方，這是歷史上的文景、貞觀、開元等三大盛世時期所沒有出現的情況。

第三，“康乾盛世”下的清朝存在許多弊端：如制定過分的“重農抑商”政策，扼殺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再如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嚴重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榮的百家爭鳴，科技發展徹底消失，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死氣沉沉而昏暗的時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大都重用貪官，而不用清官，導致“康乾盛世”的吏治極端腐敗，黎民百姓怨聲載道，這也成為大清王朝由強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清官、貪官之分大概是從明朝開國時期開始的。明朝之前的歷代王朝，因為實行的是宰相制度，宰相統領群臣，完成皇帝交給的各項任務，維持王朝的生存和發展。這樣就使君權和相權保持某種程度的權利平衡。

因此，也就出現了歷代王朝，宰相得意群臣跟著得意、宰相倒霉、群臣跟著倒霉的現象。而在明朝廢止了宰相制度，君權開始主宰一切，朝中的大臣士開始各自為戰，不得不選擇以自己個人的清廉形象抗爭專制皇權。而一般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貪官污吏，因為官員的貪污意味著直接剝奪他們的收成和利益。大明王朝的許多官員正是抓住這點，大力宣揚自己的清廉，抗議朝廷濫用權力，伸張自己心目中的王道和正義，以獲得廣大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從歷史上看，有明一朝的朝中官員和皇帝之間的關系最為緊張。大明王朝之所以建立錦衣衛和東廠、西廠三大特務機構，就是為了監視、打擊那些敢于冒犯皇權的各級官員。

但有明一朝的歷代君王，似乎都沒有找到徹底的解決與清官對立的辦法，就是逮捕、殺頭都無濟于事。那些敢于抬著棺材冒死上朝進諫的官員不僅沒有根絕，反而得到了廣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而這些抬著棺材上朝進諫的官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僅是響當當的清官，而且是響當當的忠臣。古代有一句名言，叫做“國家昏亂有忠臣”。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忠臣、清官對立的自然就是昏君了。同樣的道理，為官不貪，乃是天經地義的常理，表彰清官，或者說不貪污的成為一種稀有的高尚道德行為，也就意味著貪污已經是常態了。到了清朝，皇帝們終于找到了解決朝廷官員與皇權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方法，那就是重用貪官，不用清官。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皇帝在大角狠抓廉政建設的同時，卻暗中縱容和鼓勵官員大肆貪污，中飽私囊。康熙把重用貪官的原因就說得很清楚，他說，“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士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一問其所以來耶”，“故朕于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于細故也”。那意思是說，士人沒有做官之前，窮得要命，一旦做官，馬上就有隨從，有車，不貪污怎么可能。所以當有人控訴官員貪污巨款時，康熙親自做了很有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批示，說此人“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至于貪污巨款，則“必無其事”。那些心領神會的官員，從此自然放心大膽地“小有所取”，享受著先富起來的優惠政策，過上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生活。

不過，康熙并非是白癡皇帝。他比誰的清楚，獨裁政治的核心原則是權力。保持權力的壟斷性，維持統治的穩定性，乃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每個官員都有貪污行為，也就意味著每個官員都有小辮子抓在皇上的手里，不聽話，隨時可以查辦。乖乖聽話，自覺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則不妨“小有所取”，放心貪污。而以懲治貪污的方式，清除個性張揚的官員，既可以把他們名聲搞臭，徹底打垮和剝奪他向皇權挑戰的資本，又可以向一般民眾展示自己反腐敗的決心和信心，獲得民眾的支持。如此一來，不僅從內部消除了體制內的官員挑戰和質疑獨裁統治的可能，又把支持士人向皇權挑戰的“民意”抓到了自己手中。

查辦貪污，也就成了清朝統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見者的最好辦法。而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對大貪污犯的懲治，都發生在權力更迭之際的原因。一般不明真相的群眾，還以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山呼萬歲。他們哪里知道，鼓勵和縱容貪污，正是清朝“當今圣上”的權力秘訣。雍正即位之后，更是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

但是，雍正在對待清官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不容忽視的。他說，“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他甚至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而像李衛等能吏敢于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選拔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還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雍正過于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極后果，即時人指責的“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能吏之中“。到了乾隆時代，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而反過來，他卻重用以和珅為首的一大批貪官污吏，為禍朝廷，魚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稱于世，而貪官污吏出于能員者不乏其人。后來養廉銀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相尚，雖一時畏于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埋下官場風氣日漸衰落的隱患。

其實，縱觀歷朝歷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張揚的清官，而是聽話的貪官。這些貪官之貪，帝王認為，無非就是從老百姓身上搞點錢物而已，無傷大雅。如果以“清廉”為政治資本，則是公然挑釁皇權，要把權力從自己手里拿走。這才是是要命的事。獨裁政治，考慮的永遠是權力的壟斷和獨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康乾盛世”的產生和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擁有獨特的個人素質，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延緩了封建社會衰敗的進程，但是，卻改變不了其日漸衰敗的命運。“康乾盛世”的繁榮無疑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