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漢獻帝的伏皇后被廢，“下暴室，以幽崩”，罪名很蹊蹺，“陰懷妒害，苞藏禍心”。這是漢末最著名的一段公案，《后漢書》用“假為策”三字作了注解，暗示曹操對這位弱女子下如此狠手，有些莫名其妙。呂思勉先生曾懷疑另有隱情，曹操殺之屬于不得已，有為其開脫之嫌。

此案并不復雜，只是細節(jié)經(jīng)不起推敲。《后漢書》說，董承父女因衣帶詔被誅，“(伏)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fā)，至十九年，事乃露泄。”裴注《三國志》也說，“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丑惡，發(fā)聞。”可見主要證據(jù)來自一封書信。那么，伏皇后到底寫信沒？

董承的事情，發(fā)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伏完死于建安十四年，如果確有這封書信，它是如何傳遞出去的？漢獻帝投靠曹操后，“宿衛(wèi)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曹操的耳目太多了，后宮搞什么小動作，不用過夜，曹操就會知道，那幾年怎么沒被發(fā)現(xiàn)？十四年后又是如何被發(fā)現(xiàn)的？

伏皇后的父親伏完，是個學者型官員，深諳保身之道。比如建安元年，他以皇帝老丈人的身份出任輔國將軍，儀比三司。但他認為“政在曹操”，自己需要避嫌，于是主動請辭，轉而擔任一些沒有實權的閑職，得以善終。如果確有這封要命的書信，恐怕早付之一炬了，他不可能不為女兒的安危考慮。

也許這封信原本就子虛烏有，伏皇后很冤。

另外，《孝獻帝紀》的一則記載也讓人狐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算算時間，短短36天，了結一個要案，冊立一個皇后，這么短促，曹操急個什么勁呀？問題和目的，大概都在這兒。

實際上，建安十八年曹操做的幾件事，已然預示了這個結果。其一，將全國十四州合并為九州，以鞏固自己作為丞相駕馭地方的權力;其二，將原來的幽、并二州及司州(今河南洛陽東北)的河東等四郡并入自任州牧的冀州，以進一步擴展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其三，將女兒曹憲、曹節(jié)、曹華三姐妹同時送人宮中，封為夫人，以抵御殘存且頗為強大的后族勢力。

斯年春天，他還曾起兵四十萬，親征孫權，旋即退兵，說對方軍容嚴整，難以取勝，好奇葩的借口。我個人以為，他是在試探孫權的實力，劉備遠在西南，對中原腹地構不成威脅。這種試探暴露了他的守成心態(tài)，——就這么著吧，六十歲的人了，有此霸業(yè)，足矣！也正是因為這種守成心態(tài)，促使他容不下任何危及其既得權益的力量存在，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也”。

伏皇后的家族勢力，恰恰是漢末僅存的一股與曹操不合拍的力量，必須加以剪除。從案子偵辦過程與結果來看，大概情形也能反映他的這種心態(tài)。

裴注《曹瞞傳》載曰：“公(曹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fā)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發(fā)徒跣過，執(zhí)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畫面感很強很凄慘，一副不容商量的架勢。

伏皇后的兩個兒子被鴆殺，六個兄弟以及宗族百余人被連坐而死，流徙涿郡的，只有十九人，而且都是婦孺。顯然，曹操是絞盡腦汁絕其后患的，這是一樁有預謀、分步驟制造出來的冤案。《拾遺記》里說“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于內(nèi)則”，怕是言不由衷，尤其那個“明”字，簡直不著調(diào)兒。審時度勢，曰明。如果伏皇后在曹氏三姐妹同時晉封貴人的時候，識相些，知趣些，主動讓出皇后之位，我不知道曹操會怎么處置啊，反正肯定不至于被偷偷殺死，更不會禍延家族。

故事無論悲喜，在此終將落幕。對漢獻帝而言，可資利用的宦官，早已成為歷史，如今外戚勢力也流水落花春去也，僅有的翻盤鏈條完全斷裂，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建安二十年五月，曹操進爵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六年后，曹丕代漢，魏王朝誕生，東漢正朔就此終結。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曹操用了一個十分拙劣的借口殺死了伏皇后，其根本在于鞏固自己的權力，伏皇后之死實屬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