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中的唐僧，是中國一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知名人物。在吳承恩老先生講述的故事中，他是唐朝貞觀年間狀元陳光蕊與當朝宰相千金殷溫嬌的兒子，在家門遭遇不測后，被金山寺長老搭救，取小名江流，法名玄奘。長大后，在外公殷開山的幫助下，家仇得報，便在長安洪福寺修行，后來成為大德高僧。

唐僧之所以西行取經，吳教授在《西游記》中說，是因為唐太宗在生化寺聽玄奘法師講經，受到觀音菩薩的點化后，在寺中問：“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時，玄奘自告奮勇站出來，領旨取經的。《西游記》中描述：只見玄奘法師閃出來，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愿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得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御弟圣僧”。次日，太宗排駕，與百官送玄奘至城外，賜通關文牒與化緣用紫金缽盂，并賜玄奘法號為“三藏”。臨行前，太宗在餞行酒中撣入一捻塵土，遞與三藏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進此酒，寧戀本鄉一捻土，莫愛他鄉萬兩金。”場面甚是感人。有趣的是，印度學者瓦哈拉爾.尼赫魯居然把吳教授這一虛擬的故事情節，誤為歷史，寫進了他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

歷史上有沒有唐太宗送三藏御弟西行這一情節呢？唐僧-玄奘法師究竟為何要去西天取經的呢？還是讓我們撥開《西游記》的迷霧，還原一個真實的唐僧吧！

歷史上真正的唐僧-玄奘法師(公元600年，或作602至664年)，俗姓陳，名袆，洛州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緱化鎮)人氏。玄奘出身儒學世家，排行第三，十三歲時便入洛陽凈土寺出家。因當時正處隋唐交替之際，戰亂頻仍，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玄奘移至四川成都，從道基、寶暹等法師受學，此時己嶄露頭角。其后，又隨一商人泛舟下三峽，來到荊州天皇寺，并游歷了吳會、相州等地，向當地的大德高僧求教問難。武德末年(公元626年)，玄奘再入長安，在大莊嚴寺掛褡。玄奘在對佛教經論的研習中，廣泛接觸各派理論，深感其中疑問甚多，懷疑原有譯經有訛謬。由是，發愿要去佛教發源地-天竺(印度)，廣求異本，以為參驗。時恰逢印度僧人頗密多羅來到長安，并向他介紹了天竺那爛陀寺(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縣)戒賢法師的講學規模和《瑜伽師地論》，這更堅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決心。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十六歲的玄奘決心西行，他向唐政府提交了出境申請，但未獲批準，這并未能阻止其西天取經的決心。經過兩年充分的準備，貞觀二年八月，玄奘混在難民中逃出長安，開始了他的西游記。不久，朝廷就以偷渡出國的罪名，對玄奘發出了通緝令，命沿途各縣將其緝拿。一個多月后，玄奘抵達涼州，他避開玉門關，偷渡過河，并巧越唐朝邊關的五座烽火臺，踏上了通往西域茫無盡頭的沙漠。一個沒有通關文牒的僧人，在茫茫大漠中，前路的艱險是可想而知的了。

玄奘的西行路線是：經高昌，后取道焉耆、龜茲，翻越凌山，經粟特諸國境，過鐵門(今烏茲別克南部茲嘎拉山口)，入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國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過克什米爾，進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歷，到過尼泊爾南部，巡禮了佛教六大圣地。貞觀四年(公元631年)，玄奘到達那爛陀寺，拜戒賢為師。在那爛陀寺學習五年，隨后遍訪印度各地，于貞觀十四年(公元641年)重回那爛陀寺。他潛心研習大小乘說，翻譯各種經論，并將《老子》及《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傳入印度，成為當地學問很高的佛學家。

玄奘法師受到當時北印度統治者戒日王的盛情款待，并在戒日王的主持下，經過激烈辯論，戰勝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辯論對手，被稱為“大乘天”。不僅如此，玄奘還在納蘭達寺取得學位，成為該寺院的副院長。貞觀十九年(公元646年)，玄奘攜帶搜集到的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種子等回國。玄奘歷時十七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萬余里，堪稱中古史上一次艱險而偉大的旅行。玄奘的高尚品德在天竺受到高度評價，更使之名播遐邇。到了吳承恩老先生筆下，唐僧就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標志。

當玄奘歸國進入玉門關的時候，唐太宗早己派使臣從長安趕來迎接。一進長安，玄奘法師如同凱旋的英雄，沿途受到長安官民的夾道歡迎。皇帝和他的政府，沒有怪罪這位當年偷渡出國的僧人，反而在他學成歸來時，禮遇有加。玄奘也知恩圖報，專門跑去拜謁太宗皇帝。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齡選撥高僧，協助玄奘翻譯佛經。玄奘在回國后的十九年中，共譯出佛教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為佛教史上與鳩摩羅什、真諦、不空齊名的四大翻譯家之一。同時也成為中國法相宗的創始人。直至玄奘六十多歲去世，他一直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可謂鞠躬盡瘁。

玄奘還遵照唐太宗的旨意，由協助譯經的辯機和尚筆錄，按照取經路線，口述旅途所經各地情況，對沿途所見的城邦、地區和國家逐章行進描述，其中不時穿插沿途所得傳聞，還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和耳聞的區別開來。貞觀二十年《大唐西域記》成書，全書十二卷。玄奘將此書獻與了唐太宗。

《大唐西域記》的內容非常豐富，對各地的地理形勢、水陸交通，氣候、特產、民族、語言、歷史、政治、宗教、文化、經濟生活、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作了敘述。特別是對各地宗教寺院的情況和佛教故事，也作了詳細的記載。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是不可多得的著述。

隨著時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記》愈來愈顯示出了它的巨大史料價值。眾所周知，印度民族曾在古代創造過燦爛的文化。但這個民族卻不大注重歷史的記載，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出現幻想過多，夸張過甚的傾向。以至有學者認為：“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出現了要想研究印度古代史，就須借助他國人的記載的現象。而《大唐西域記》恰恰記載了印度很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動時間，包括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份。這些記載，對印度佛教史與印度歷史年代的確定及研究，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大唐西域記》還是中亞和南亞在考古時，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考古學家曾根據書中提供的線索，發掘和鑒定了許多有價值的歷史遺跡與文物。譬如：印度著名的那爛陀寺遺址，就是根據《大唐西域記》中提供的線索發掘和復原的。這也反過來印證了《大唐西域記》內容的真實性。印度歷史學家馬宗達在其《古代印度》一書中說：“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的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游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當代印度史學家阿里教授，曾經在給己故中國學者季羨林先生的信中寫道：“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可以這樣說，玄奘對印度歷史編纂學的貢獻，無論怎么評價也不會過份。

這，就是那個真實的唐僧，是與《西游記》中的唐僧有十萬八千里距離的真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