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北南兩宋的結局都很悲催，因此人們普遍都認為，兩宋的結局皆由宋朝的積貧積弱所致，因而，都幾乎忘記了大宋王朝還有繁盛時期。其實，兩宋的結局不能簡單的歸納為積貧積弱所致，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促成的。殊不知，大宋王朝的繁盛時期是超過大唐王朝的“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期的。這一時期的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被譽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這時的宋朝達到了中國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頂峰。宋仁宋趙禎在位時間長達四十二年，在他統治的最后八年，被稱為“嘉祐之治”，而史家把宋仁宗的整個時期稱為“仁宗盛治”。和強漢盛唐相比，這個開明治世留下了宋仁宗自己獨特的印記。因為“仁宗盛治”歷時四十二年，故影響超過了“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歷代歷史學家及政治家的稱贊。

宋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時間是劉娥太后垂簾聽政時期。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趙禎從真宗手里接班時，宋朝在王欽若、丁謂等幾個奸佞大臣的把持下，到處充斥著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圍。趙禎當時只有十三歲，真宗遺詔由劉太后“權處分軍國事”。十年來母子二人勵精圖治，既有斗爭，又有合作，使政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得到復蘇和發展。

宋仁宗重視人才的培養選拔，他封孔子后人為衍圣公，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朝廷一度賢相諸多，君子滿堂。譬如：王曾、晏殊、魯宗道、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歐陽修、王安石，還有被仁宗朝簡拔或科舉入仕的“三蘇”、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冊的杰出人物和讀書人的楷模。

國家的繁榮，離不開是文化的開放與繁榮。仁宗朝的文化是開放的，“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朝的韓、柳兩人，其他六人都活躍在宋仁宗時期。宋詞，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蘇軾等一大批詞人的推動下，發揚光大，打造了宋詞在中國文學史的翹楚地位。而說書、小說、雜劇等文學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發展。最關鍵的，是沒有搞文化方面的“文字獄”。

科技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欣欣向榮的發展。中國的四大發明在仁宗朝有三個得到了應用，并轉化為生產力。火藥的發明，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對西夏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指南針開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擁有當時世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畢升的活字印刷術問世后，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還有王惟一發明的針炙銅人，完善了中醫針炙體系;朝廷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官交子”，這對于世界經濟和金融史的貢獻不可低估。

哲學領域，流派紛呈，為現代中華國學打下的堅實基礎。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題，為沉悶的哲學界吹來了一陣清風，同時也為趙宋為何受周禪，以及建立封建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實學理論，培養了一大批學生，為他后來的變法，提供了理論指導并儲備了干部隊伍。

在古代，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資治通鑒》、《新唐書》中都明確記載，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并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由此推論，漢唐又怎能和宋朝相比呢？

宋真宗趙恒末年(公元1021年)，戶數為八百六十七萬戶，男丁一千九百九十三萬口。宋仁宗趙禎末年(公元1063年)，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萬戶，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口。仁宗時期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相對寒酸了。宋仁宗時期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相當于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全國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七百八十萬戶)。而“仁宗盛治”達到了一千二百多萬戶。因此，包拯得出的結論是：“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再來看看稅收。北宋葉水心在《應詔條奏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于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余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萬緡。”宋太宗時，一年稅收貨幣歲入數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仁宗慶歷年間，最高時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僅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十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為主。

所以曾鞏說：“宋興，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余。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可以斷定，無論怎么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的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宋仁宗趙禎親政三十多年，真正實現了有別于強漢盛唐，而又無以倫比的“仁宗時代”。當時，北宋實行的是：“藏富于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尤其仁宗時期，稅賦相當輕。宋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馀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馀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于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于城市、商業、商人。太宗時期，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歷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由此可見，仁宗時期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了商業社會。所以，有美國學者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

宋人陳師錫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令人遺憾的是，“仁宗盛治”的歷史經驗并沒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視，反而把宋朝定格為積貧積弱，從而忽視了“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