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涼高僧玄高和尚被拓跋燾請到了平成，并且被重用為太子拓跋晃的老師。

拓跋晃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長子，四歲時被立為皇太子，尊祖制其母被賜死。因拓跋燾與竇氏深厚的感情，此后的拓跋晃也就交給了竇氏照顧，這時的竇氏已被晉升為太后，在北魏后宮之中堪稱權(quán)利第一人。

65歲的竇太后本就誠信佛教，玄高高僧入住平城后，竇太后領(lǐng)著孫兒拓跋晃趕來虔誠聽講是必然的。

可想而知，以玄高的能力在這里說法也同樣魅力四射，也就是在這之后，拓跋晃竟然拜玄高為師研習(xí)佛法，可以說拓跋晃實(shí)際上就是在佛教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可以想像，佛在他的心中會是怎樣的地位。

可是，早在一年前，拓跋燾攻打北涼的時候，曾出現(xiàn)過兵源不繼的問題。

人類學(xué)家周一兵曾談到這個問題：“拓跋燾的時期，征戰(zhàn)還未平息，他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軍人。他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干脆就沒有人來服兵役了，徭役也沒人出了，稅收也不夠了，那么這個事情就影響了整個的國家安全。”

于是拓跋燾緊急發(fā)布詔令： 命五十歲以下的和尚一律還俗。

然而一年之后，北涼已滅，天下初定，也許是因?yàn)橥匕蠣c迎接玄高的行動鼓勵了民間，此后民間侍佛者不減反增，加之后宮對佛教的禮遇更加虔誠，這一切都令拓跋燾無可奈何。

廟宇的增加，教徒的趨之若鶩，必有魚龍混雜之徒。據(jù)記載：佛教進(jìn)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讖緯學(xué)說，抽簽卜卦大搞神秘化。顯然佛教徒的這些行為直接傷害了已被奉為國師的新天師道領(lǐng)袖寇謙之的利益。

另外，精通儒學(xué)的崔浩一直以來被拓跋燾安排作為太子的老師，但在玄高被迎來平城之后，太子拓跋晃對佛教越來越虔誠，從而與儒家經(jīng)典越行越遠(yuǎn)，這也意味著佛教與崔浩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質(zhì)的改變。

拓跋燾、崔浩、寇謙之這三個身份本不相同的人，在這一時刻卻利益趨同，從而達(dá)成了共識，在默契中三個人作出了一個決定。

公元440年，拓跋燾把道教定為北魏國教，改國號為“太平真君”，《釋老志》中記載：太平真君三年也就是公元442春季正月初七，拓跋燾備法駕，一色青色旗幟，前往道壇正式接受道教符錄。緊接著在太平真君四年，也就是公元443年，拓跋燾也許是為了使自己名正言順，特派使者李敞向北前往大鮮卑山中尋找拓跋鮮卑的祖居地。

這年，拓跋燾正江南劉宋王朝開戰(zhàn)，加之大鮮卑山路途遙遠(yuǎn)，北魏南方邊境戰(zhàn)火未息，所以拓跋燾本人沒有趕回祖先棲息地。

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在長江以北混戰(zhàn)廝殺，而長江以南則是東晉一家獨(dú)大。公元420年，劉裕篡位取代東晉政權(quán)而改國號為宋，史稱劉宋政權(quán)。

此后北魏拓跋嗣曾數(shù)次征討劉宋，但各有勝負(fù)并不順利。直至拓跋燾時代來臨，北方大定。劉宋王朝這才頓感壓力倍增，于是也開始積極籌劃著隨時可能來臨的與拓跋燾的決戰(zhàn)。

使者從大鮮卑山嘎仙洞回來的第二年，也就是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燾命太子拓跋晃行監(jiān)國執(zhí)政，崔浩等人輔佐。

這一安排顯然與拓跋嗣時代如出一轍，拓跋燾要騰出手來專心一意向南用兵了。

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民間征兵卻出了大問題。《佛祖統(tǒng)記》記載：此時期北魏寺廟已達(dá)三萬座，出家僧人達(dá)二百萬之多。根據(jù)《魏書·地形志》記載：北魏全國人口大概在一千一百萬到二千萬之間。若去除半數(shù)女子，再除去老幼病殘，卻有二百萬不交任何賦稅，不服兵役的精壯在坐享供奉，這種情形對一個站在戰(zhàn)爭邊緣的國家來說，是何等的危險。

拓跋燾覺察到這種情形大怒，下詔布告天下：“佛門之徒，假借西方虛妄的東西，漫生妖孽。從王公以下以至一般百姓，從今以后，如有私自豢養(yǎng)和尚、巫師，都要送到官府，不得再行養(yǎng)蓄。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交，巫師、和尚要誅殺，主人滿門抄斬。”

這道嚴(yán)厲的命令已能顯示出拓跋燾對佛教的耐心在無情的流失，北魏都城平城到處可見僧人被士兵攔住，并強(qiáng)迫還俗。

可以推想，對那些只是為了逃避賦稅者來說，這不過只是換個活法的小事。但對那些虔誠向佛的人來說，這無異于是一次對精神摧殘的磨難。

然而，當(dāng)時的和尚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場磨難才僅是開頭，真正的恐怖還沒有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