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土的唐墓壁畫來看，長管形的蠟燭至遲在唐朝就出現(xiàn)了。陜西乾陵博物館的永泰公主墓壁畫中，就繪有手執(zhí)蠟燭的侍女。但是，蠟燭此時還是貴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費不起。因此，燃燭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種方式，如貴戚“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zhí)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

到了宋代，蠟燭才成為普通的商品，開始進入一般士庶家庭。我們查宋代筆記，便會發(fā)現(xiàn)關于蠟燭的使用記錄突然多了起來，《夷堅志》多次提到“燭”，如“洛中怪獸”條載：“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仿佛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于地已死。”這個故事很詭異，不過我們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來的信息：洛陽平民家中備有蠟燭。

《夢粱錄》則記載，南宋杭州的年輕人談婚論嫁，女家收了聘禮后，要在“宅堂中備香燭酒果，告盟三界”;到迎親之日，男方派人各執(zhí)“花瓶、花燭、香球、沙羅洗漱、妝合、照臺、裙箱、衣匣、百結、青涼傘、交椅”等禮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蠟燭顯然是宋人辦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為孩子舉行“抓周”儀式時，擺出來讓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燒香炳燭、頓果兒飲食、及父祖誥敕、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籍、道釋經(jīng)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緞花朵、官楮錢陌、女工針線、應用物件并兒戲物”，其中也有“燒香炳燭”。

宋朝都城設有一個服務機構，叫做“四司六局”，相當于現(xiàn)在的婚慶服務公司。人家若有喜慶欲辦筵席，可雇傭“四司六局”承辦全部流程。這“四司六局”中，專設了一個“油燭局”，職責即是“掌燈火照耀、上燭、修燭、點照、壓燈、辦席、立臺、手把、豆臺、竹籠、燈臺、裝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蠟燭。

在《夢粱錄》記錄的杭州“團行”(工商行業(yè)組織)中，有“修香澆燭作”，說明制作蠟燭在南宋城市已經(jīng)成為一個行業(yè)。在“鋪席”(商店)中，則有“童家桕燭鋪”、“馬家香燭裹頭鋪”兩家“有名相傳”的大品牌;《夢粱錄》又載，杭州“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鲞臘等鋪”，可知南宋杭州出現(xiàn)了蠟燭專賣店，蠟燭是市場上常見的普通日用品，不再是貴族豪富專享的奢侈品。

宋朝圖像也佐證了我們的觀察。黑龍江博物館收藏的南宋初畫院摹本《蠶織圖卷》，畫的是江南蠶織戶從“臘月浴蠶”到“織帛下機”的全過程。我們發(fā)現(xiàn)，蠶織戶的家具當中，就有一架燭臺。

那么宋代的蠟燭價錢幾何呢？宋史學者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價研究》收錄了一則蠟燭價格信息：據(jù)《宋會要輯稿》，宋神宗年間，朝廷給予官員的奠儀包括“秉燭每條四百文，常料燭每條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蠟燭的價格為150至400文不等，相當于一名城市下層平民兩三天的收入。不過宮廷的蠟燭制作豪華，用料精細，無疑偏貴。坊間民用蠟燭的價錢應當不會這么高。

程民生教授的高足張彥曉提供了另一條宋代蠟燭價格信息：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哲宗年間，定州采購的防城器具計有“松明一十四萬一千六十二斤半，樺燭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五十二條，估定合用物料價錢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貫二十七文”。如果我們忽略掉松明與樺燭的價差，則可以計算出，每根蠟燭約18文錢，頂多是20文錢左右，相當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這個價格，顯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費得起的。

不過，點蠟燭的成本還是高于點油燈，一名南宋讀書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歸，燃燈讀書”，徹夜點燈，也才耗油4~5文錢。而通宵點燭，少說要三至五根蠟燭，即需要支出50~90文錢，是油燈成本的10~20倍。

因此，北宋名臣寇準好奢華，家中不點燈，專點燭，便被歐陽修視為是“可以為戒”的不良生活作風：“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亦是寇萊公(寇準)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后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杜衍)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寇準燃燭的豪邁勁兒，唐朝的楊國忠也許會自嘆不如，晉代巨富石崇若穿越過來，見了也會驚呆。但實際上，寇準的個人財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過蠟燭在石崇的時代還是昂貴的奢侈品，在楊國忠的時代也可以用來炫富，而在寇準的時代已不怎么貴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夠“燃燭達旦”。

今天，燈燭是我們習焉不察的尋常之物，但它們背后，也蘊藏著宋朝物質文明演進的生動信息哩。(原文來自鳳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