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協活動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盧溝橋事變后不久，有一次胡適等人同蔣介石一起吃午飯，就談及此事。在《胡適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民國）二十六，七，三十一，蔣先生約午飯。在座者有梅伯苓、陶希圣、陳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6個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后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談過了。宗武談其甚詳。”

“陶德曼工作”結束后，高宗武就被蔣介石利用起來進行妥協工作。高宗武同日本聯絡的人是日本“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滿鐵）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西義顯同高宗武，還有董道寧（亞洲司日本科科長）都是留日時的同學。西義顯進行這次工作是得到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同意，并撥款資助。1938年1月17日，董道寧去看望西義顯。在西義顯的奔走和安排下，于2月14日赴日本活動，會見了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主管謀略）課長影佐楨昭，交換了初步意見，并將影佐的一封親筆信帶給何應欽和張群（1938年元旦，國民黨中央機構改組，蔣介石辭卸行政院長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由原副院長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對日關系的原外交部長張群繼任副院長），其內容是：“近衛聲明將致東西命運陷于窮途末路。董道寧來日，傳達貴國政府之誠意，大為感動；希望繼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為什么影佐寫信給何應欽、張群呢？這固然是何、張的地位關系，同時也因為何、張與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1938年4月5日，高宗武將這些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報告。

4月16日，高宗武同西義顯在香港晤談。高宗武向西義顯傳達蔣介石的宗旨說：“我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之真正意圖：（1）對俄關系之安全保障。（2）對中國經濟發展及依存之確保。這兩項趣旨可在原則上承認。第一項更分類如下：（甲）東北四省。（乙）內蒙。（丙）河北、察哈爾。（甲）（乙）兩項可留待他日協議。（丙）項須絕對的發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與行政完整，日本須予尊重。若上項趣旨承你們諒解，則先行停戰，然后以上述條件為基礎，進入和平目的交涉。”據西義顯回憶，當時高宗武曾這樣說：“蔣委員長對影佐大佐的書信頗為感動，請口頭向日本政府轉達以下意見。”這些意見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義顯傳達蔣介石的宗旨。西義顯當時認為這些條件“是民族主義的中國的最低要求，有真實感”。

之后，西義顯于4月27日回國，將高宗武的提案報告本國政府。可是在這段期間戰事已有變化，日本對于臺兒莊的大敗大為激動，正調援軍“要雪洗這數十年未有的敗戰”，故而傾其全力進攻徐州，日本政府叫嚷：“須徹底膺懲蔣政權而使其潰滅，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這時，蔣介石還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來。結果，高宗武在西義顯的安排下，于6月23日赴日本活動。高的這一行動是蔣介石所不知道的，蔣介石很惱火，在24日的日記中說：“高宗武擅自妄動，可謂膽大妄為矣！”但高的這一行動，汪精衛等人是支持的，當時周佛海就非常積極促使高去日本活動。今井武夫在回憶中說：“周佛海這時勸高宗武把旅程延長到東京，自行對日本政府進行聯絡，并向高擔保說，對蔣介石由他負一切責任。”

高在日本會見近衛（首相）和板垣（陸相）。高向他們說明：東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棄帝國主義，把中國看作對等國家，這是實現中日和平的絕對條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事實來表示有實踐這等條件的誠意，則以汪精衛為首的中國內部和平勢力調停兩國爭執，展開全面和平運動。高說明他本人旨在努力結成這種勢力。高要求近衛給汪精衛寫信，“近衛認為一個國家內閣總理如這樣作法，未免過分，至少時期還早，所以只允許由陸軍大臣寫這封信”。

但近衛和板垣都堅持要求“蔣介石下野”作為和平交涉的一個重要問題。蔣介石在7月3日的日記中說：“敵陸相板垣見倭王后，復向外國記者發表倒蔣之聲明，是其妄想逼余下野，而無攻漢之決心也。然余決不屈服，則敵只有加緊進攻之一途。”高宗武看到這種情況，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見蔣介石，只是將他的日記及會談記錄等資料整理好，于7月21日寄到武漢給蔣介石，并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信中說：“職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瀆職擅越之罪于萬一也。”

7月25日，蔣介石約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報告，大罵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憶中說：“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舊病復發，就不再回漢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報告，自己留在香港專心養病。周根據高的報告，知道日本政府為了和平沒有放棄要汪兆銘出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蔣介石報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實向蔣報告，周就向蔣提出了報告。蔣介石把高的報告讀了一遍，然后交給張群，接著又叫人拿給汪看。兩三天以后，蔣叫來了秘書長陳布雷，大怒之下責問說：‘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到日本去的？’”

通過高宗武進行妥協的這條渠道也斷了。“本來高宗武的任務，是從日本人方面獲取情報向國民政府呈報；可是當他和西義顯會面的過程中，卻逐漸受了對方的影響，而成了被日軍所利用于為汪兆銘抬轎子的腳夫。”

就這個階段蔣介石的妥協活動來講，由于兩條渠道的斷線而中斷了。此后汪精衛的投降活動加緊了，直到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

汪精衛自1938年12月逃離重慶到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偽政權，中間經過了將近16個月，其后又過了8個月，日本才正式予以承認。這整整兩年的時間對汪精衛來說是漫長而痛苦的，對日本來說則是經過漫長等待后的無奈選擇。據今井武夫回憶，自1939年秋季以來，在與汪從事和平路線工作的同時，日本另外努力開辟與重慶政府的聯絡路線。

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樹立新中央政府為中心的事變處理最高指導方針》，設想了實現“蔣汪合流”的三種模式：一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與重慶方面停戰，再行“蔣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衛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戰，然后實現“蔣汪合流”；三為“大持久戰模式”，即新舊兩中央政府對立，逐漸轉入“大持久戰”，等待世界形勢的變化，在世界范圍內解決中國事變。日本政府決定首先全力爭取實現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實施第二、第三模式。當時日本想用武力及謀略迫使重慶的國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偽作為威脅重慶講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慶的直接接觸的線索，以便了解重慶的動向，加強和平攻勢。所以，從1939年秋季開始，日本“在與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開辟與重慶政府的聯絡路線”。

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為題起草的文件中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停戰的指導，吸收其武力、財力。”日本將這項工作叫作“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現的曾廣，在香港和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談。鈴木的實際身份，今井武夫說：“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于1939年10月在南京設立后，11月底就起用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駐在香港，命令他策劃建立同重慶政府的聯絡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