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靖率唐軍從夔州出發(fā)，沿著波濤洶涌的長江水路向東挺進，要掃平南粱。一路連戰(zhàn)連捷，兩個月后兵臨粱國都城江陵。梁王蕭銑自知不是唐軍的對手，一時又無援兵，于是對群下說：若強行抵抗，力盡而降，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不如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之害，以保全眾庶。接著他巡視城防，下令士卒放棄抵抗，兵士聽后“皆慟哭”。之后便率官屬身穿孝衣前往軍門投降。李靖順利收復了南粱。

這里不說李靖文韜武略，用兵如神，只說這個“亡國之君”蕭銑，此舉可圈可點。

其一，唐軍在圍住江陵之前，已將其外圍精銳文士弘部全部殲滅，繳獲戰(zhàn)船數(shù)百艘，江陵已失去了屏障而成為一座孤城。此時，蕭銑如果硬拼下去，到前面送死的必然是那些未受過任何訓練的市民，既無法挽救南梁的滅亡，又逼使江陵父老血流成河，此時叫停抵抗，理智明智，果斷正確。

其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贊揚和鼓勵的往往是“誓與×城共存亡”，而視投降為可恥。蕭銑以蒼生為念反其道而行之，顯示了他的擔當與勇氣。最能反映他這種精神的，是他對唐軍的正告：“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蕭銑出身名門，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歷史。歷代新朝建立，大都靠暴力完成，而百姓則是最大的輸家，除要承擔戰(zhàn)爭禍害及衍生災難外，還要隨時面對征服者的屠刀。東漢開國名將耿弇，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而類似的殺戮在改朝換代中比比皆是，“千古明君”李世民也曾在河東郡夏縣(今山西夏縣)屠城。蕭銑的這次正告，恰恰言中了，唐軍進入江陵后，“諸將欲大掠”，只是在梁國中書侍郎岑文本(此人后來成為大唐宰相)的強諫和李靖的嚴詞駁斥及軍紀約束下，搶劫才沒有進行。蕭銑追求的“死了我一個，換來百姓安”的精神難能可貴。

其三，蕭銑在決定投降前講了一句頗為悲壯的話：“諸人失我，何患無君？”意思是說，天下有的是君，失去我又算什么呢？說這話時，他稱帝己經四年了。天下皆知，做帝王的滋味美妙無比，既至高無上，又享樂無窮。然而，此時蕭銑卻要拋棄帝位，原因是為了“幸全眾庶”，雖說是大唐重兵壓境之下的被迫、無奈之舉，但仍可窺出其意識深處“民為貴”的一束輝光。

粱王在滅國之際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良知，而大凡有良知的人一般都有氣節(jié)。蕭銑被囚送到長安后，唐高祖見到他連連斥其罪行。蕭銑說：“隋失其鹿，銑無天命，故至于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蕭銑這段話，可謂不卑不亢，實話實說，從容不迫，大義凜然。這里包含了三層意思：一是“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乃風云情勢所致，沒有什么你是我非之分，只不過是你搶到了而已。二是人各有志，效仿田橫何錯之有。三是若認為我這樣做是犯了罪，是殺是剮由你去。一個階下囚敢對華夏一個新的“共主”講出這番“大逆不道”的話，足見其有氣節(jié)、具膽識。然而，竟惹李淵大怒，將之斬于都市。相比之下，唐高祖倒顯得毫無格局和器度可言。

蕭銑這個人，隋末亂世一割據(jù)首領耳，其“治績”實在難以“青史留名”，無非歷史上的一個匆匆過客罷了。就其治國安邦的才能而言，假如逐鹿中原他成了贏家，我估計中國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他在亡國時所表現(xiàn)出的“人民最大”的理念和境界，卻令人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