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復雜的，歷史也是復雜的。許多歷史事件常常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難于認識。

“二二八事件”發生于上一世紀的臺灣。多年來，人們對它的態度與感情大異，因之敘述與評價亦大異。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曾經給臺灣人民帶來巨大傷痛的事件時，必須采取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遠離一切狹隘的功利需要，還原歷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歷史的真實，建立對這一事件的真實可靠的論述。

“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自衛性質辨析

眾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是起源于緝私員暴力執法與軍警單位處理失當引起的民眾運動。臺灣光復后，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煙酒專賣局，統制煙酒產銷，禁止私制及進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專賣局緝私人員葉德根等6人到臺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獲小販、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林婦跪地苦苦哀乞，圍觀民眾幫同求情，緝私人員不予理會，葉德根用槍管打破林婦頭顱，以致鮮血直流，激起群眾不滿。緝私人員傅學通見勢逃走，被人追拉，掙脫后即將子彈上膛，后又被人抱住，葉開槍，擊中看閑路人陳文溪(當晚身亡)。群眾憤而燒車，包圍警察局、憲兵隊，要求立即處決兇犯。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吳克泰所撰現場報道見報，發向全省。同日，臺灣省政治協會等發起抗議。陳文溪系大流氓陳木榮之弟，因此，抗議活動一開始即有部分流氓參加。群眾鳴鑼罷市，包圍并搗毀位于本町的專賣局臺北分局。下午，群眾四五百人游行，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為前導，向行政長官公署請愿，沖擊公署大門。其間，出現搶奪警衛槍支及開槍射擊衛兵情況，衛兵還擊，當場打死3人、打傷3人，逮捕6人。群眾情緒更為激昂，在各處毆打外省人，同時進占位于臺北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批判政府的貪污腐敗，號召各地民眾驅逐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臺各地紛紛響應，從要求懲兇發展為政治抗爭。

自1945年光復以來，群眾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本多不滿。例如，在政治上，臺灣與內地各省不同，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集行政、軍事、財政以至立法、司法諸權于長官一身，類似于日據時代的總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中，外省人過多，臺灣人過少，副處長以上官員僅有臺民1人;全省簡任官214人，本省人僅12人。在經濟上，實行嚴格的統制，煙、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實行專賣，官辦的專賣局、貿易局幾乎壟斷臺灣的進出口貿易與工業的方方面面，企業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縛。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糧價過高，失業嚴重，大批復原返鄉的原臺籍日本士兵就業無門。此外，官員貪污腐化，軍隊紀律不良。行政長官陳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雖有心求治，也采取了開放輿論等開明措施，但剛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

凡此種種，都使臺灣民眾長期憤郁、壓抑。當時，臺灣民間有“五天五地”之說：即“驚天動地(盟軍轟炸)、歡天喜地(臺灣光復)、花天酒地(接收官員)、黑天暗地(暴政統治)、呼天喚地(物價飛漲)。其中后三個短語正反映出臺灣人民的強烈不滿。現在，由于緝私中的處理不當，這種憤懣終于找到突破口，群眾的情緒就像長期運行地下的巖漿，一朝噴發了。

“二二八事件”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它多重性質辨析

可以看出，專賣局緝私人員的行為屬于恃強凌弱的暴力執法，而臺灣民眾的行為則屬于抗暴自衛和反對惡劣政治，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由于參加者人數多，成員復雜，自發性強，沖動性強，就很難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中規中矩，合理合法。

無可否認，“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緒性的打、砸、搶、燒等非理智行為，也有方向性的謬誤。例如，將臺灣民眾和國民黨臺灣當局的矛盾當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從而激起對外省人的普遍仇視。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豬仔太可惡”，“臺灣人趕快出來報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現“打阿山”的號召，于是，在這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鄉里主義情緒的支配下，對“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不斷發生。

關于當時外省人被慘殺、侮辱的狀況，唐賢龍的《臺灣事變內幕記》等書有幾則觸目驚心的記載，摘錄如下：

1、在臺中市，煙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圍毆。后入臺中醫院治療，第二天晚上，十余人沖入醫院，割去劉的耳朵、鼻子，挖出兩眼，再加毆擊，直至斃命。

2、在臺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將小孩撕開，尸體被丟到水溝里。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直至腦血橫流，旁觀者拍手叫好。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使腦漿流出，拋于路旁。

3、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適逢一對青年夫婦路過，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棍棒齊飛，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上述暴行，令人發指，應視之為騷亂。它們不具有任何正義性與合理性。

“二二八事件”既是臺灣人民的抗暴運動，同時又是無理智的騷亂，其中還有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下少數人的“獨立”和“托管”活動，三者交錯混雜。在臺灣各地普遍發生毆殺外省人，并且奪械暴動的情況下，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南京國民政府出動少量武裝力量有其必要。但是，蔣介石既堅決反共，又堅決反對臺灣獨立。早在事件發生前，蔣介石就指示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臺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自然，陳儀等人以“反共”和“反臺獨”名義而采取的各項舉措都易于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事件發生后，蔣介石雖然迅速確定“現時惟有懷柔”，并且先后派白崇禧、魏道明到臺灣貫徹這一政策，以“寬大”為要旨，但是，他對陳儀函電中所一再流露出來的強力鎮壓、制裁的意見并未駁正，事實上采取默認態度，對赴臺軍隊的行動方針、任務、紀律缺乏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及至軍隊抵臺，產生陳儀濫施捕殺、“臺民恐慌”等問題后，蔣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籠，錯誤已經鑄成，糾正無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