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裝劇里，我們會經常見到富家公子于光天化日強搶民女，比如王老虎搶親，比如《花田喜事》里的小霸王周通等，都是這種霸權邏輯的濫觴。《紅樓夢》里呆霸王薛蟠也是個例子，他驕橫跋扈，倚財仗勢，強買英蓮(即香菱)為妾，喝令手下豪奴打死馮淵。歷史上此類富豪不在少數。西晉那位與王愷斗富的石崇，富可敵國，他可沒少做欺男霸女的事。

當然，富豪的霸權邏輯，在官員的霸權邏輯面前不堪一擊。石崇在位時，趙王司馬倫即相中了他的小妾綠珠。等他失去官職時，司馬倫便明目張膽地派人向石崇索取綠珠，逼得綠珠跳樓自殺。這種邏輯不光是具體行為的用強，尋常婚俗里也有它的影子。如南宋吳自牧在《夢梁錄》里這樣描寫相親：“男家擇日備酒禮詣女家，或借園圃，或湖舫內，兩親相見，謂之相親。男以酒四杯，女則添備兩杯，此禮取男強女弱之意。”

富豪不能絕對主導婚姻

男尊女卑，固然是兩千年封建社會的主流形態，體現在富豪相親上，女性尊嚴被完全矮化。那么，古代真是這樣嗎？答案是，不一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古代婚戀自由，但女子在選擇權上，也不是完全沒有，男方想絕對主導婚姻，恐怕只是傳說，否則也不會出現《列女傳》了。有的時候，貴為天子的皇帝在選擇后妃方面尚且不能做到隨心所欲，商賈富豪安能？這是一個歷史認知的盲點。

一方面，古代男女之間其實沒那么多禁忌。先秦時期，《周禮·地官·媒氏》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政府非但不反對兩性交往，還在春暖花開之際組織大規模的“相親會”。秦朝之后各代，對男女之妨進行了立法，如“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授受不親”等，但在每年的上巳節、元宵節和七夕節，政府并不反對女子拋頭露面，游園聚會，包括“相親”。另一方面，婚姻的選擇，不僅取決于男方是否有錢，是否想娶妻，而在于女方或女方家長對未來女婿發展前途及其家族背景的研判，選擇權是公平的。我發現，越是禮教篤甚的時期，這種現象越明顯。

比如北宋大儒程頤有個侄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于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愿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25歲還沒出嫁。以二程的地位與名望，找個乘龍快婿該不是難事，但能否讓侄女滿意，卻是個難事。其中，女子的權利自覺或許起了關鍵作用。曾鞏在父親死后面臨著為9個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坦言自己“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這已然是選擇性糾結了，既怕耽誤了幾個妹妹的終身大事，又怕所選非人，讓妹妹們未來不幸福。

“郎財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古代富豪選妻子，可不會這么簡單草率，婚姻大事，豈能錢情交易當兒戲？而是要考慮諸多配置，比如是否符合門當戶對、聯姻策略、聘禮與嫁妝對等、女方識字率、品貌等原則，“郎財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傳統戲劇里，像牛郎織女、陳世美與秦香蓮等，之所以均是悲劇，門不當戶不對恐是根源。我無意貶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只是就客觀現實說一個道理，你讓一個名門閨秀嫁給一個大字不識的村夫，她會幸福嗎？

另外，兒女婚姻歷來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種策略，上到皇帝用公主和親，下到庶民“嫁娶先近鄰”(白居易)，無不體現了多種登對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實際上，官員與官員家族聯姻，官員與富商家族聯姻，以及“親上加親”或“累世婚姻”等，在歷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洪邁曾講述黃左之的故事，黃左之1180年赴京城趕考，遇見一位姓王的富紳，二人成為好朋友，王不但供給黃左之生活費用，還許諾如果黃左之通過了考試，就把女兒許配給他為妻。黃左之后來果然中了舉，得到新娘和500萬錢的嫁妝。這個故事既寓意婚姻投資策略，又寓意聘禮(中舉進仕途)與嫁妝的對等。有500萬錢嫁妝作保證，起碼可以使新娘子不會因為是商人女兒而被夫家瞧不起。試想一下，若一個富豪單以“女貌”選擇應選女子，而不考慮其他配置，那么，他的婚戀觀就很難被人認同。

《新唐書》說：“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多得賂遺。”《大唐新語》說：敬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子)”。“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為九隴敘其閥閱。”他將一個女兒嫁給富豪馮盎之子，又將另一個女兒嫁給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監門將軍的新貴錢九隴的兒子，為兒子娶的則是名將之后，動機雖說都是貪圖錢財，但不排除有門當戶對、聯姻策略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