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的嚴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認識，一本晚清筆記的作者就曾感嘆，如果此案當時處理不當，庚子年中的“八國聯軍”侵華就會提前上演。

此案的過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間，天津境內屢屢發生用迷藥誘拐兒童的案件，不久民團組織拿獲了一個叫武蘭珍的嫌疑犯，武蘭珍供稱，迷藥來自法國教堂的雜役王三。當時清朝負責北方沿海開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務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門設在天津。崇厚約法國領事豐大業來衙門，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對質。這時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憤怒的群眾，各種說法不脛而走，人情洶洶。豐大業為人之驕橫傲慢，英國在華的一些外交人員都嘖有煩言，其在中國人面前氣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門里居然拔出槍來，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豐大業？忿然離開衙門，恰好遇上天津知縣劉杰，二人為迷拐案爭吵了起來，豐大業開槍擊之，打死了護衛知縣的家丁。此舉激怒了本就憤憤不平的圍觀民眾，大家一擁而上，將豐大業及隨從群毆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毀了法國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兩名牧師在沖突中死亡。事態進一步擴大，四座英、美教堂成為池魚之殃，被天津民眾搗毀，3個俄國商人也丟掉了性命。

教案發生后，外國炮艦迅速開至天津示威，同時七個國家的公使聯名向清政府的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兇。

與洋教有關而醞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發生前，民眾與洋教的沖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傳教士不許入教的中國百姓出資參加傳統的攤派演戲酬神活動，引起了紳民不滿。山西巡撫向總理衙門報告：“該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攤派，且斥不奉教者為異端，是顯分奉教與不奉教者為兩類。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輕視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貴州等地相繼發生群眾焚毀教堂、育嬰堂事件……

與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僅牽涉國家多，死傷人眾，而且有失控的危險，外國人的反應也更為激烈。但這種比較只是規模和沖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質而言，均屬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驅使下，相遇卻不愿溝通所結下的果實。洋教士視中國人演戲酬神為“異端”，和中國人用懷疑的目光審視育嬰堂，并無本質區別。只不過，謠言的飛速傳播，加上社會異動力量如會黨分子的推波助瀾，使中國人對異質文明的隔膜和誤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處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劍頭懸。一方面，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清王朝已充分領教了堅船利炮的利害，現在多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不容他們有絲毫閃失。另一方面，民間對教堂乃至洋人的憤怒情緒，既不失正義，又未必不是統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對內蠻橫打壓，對外一味曲從，那等于損傷“民氣”，失掉“民心”，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將不復存在。教案起，總理衙門向高級官員征求意見，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話頗具代表性，他認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義憤所形，非亂民可比。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

清政府善后的進退兩難在崇厚身上已有顯露。據著名洋務派官僚黎庶昌所記，這位滿洲貴族“駐天津近十年，調停于民教之間，人頗譏之。事變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嚴禁聚眾滋事之語，由是怨聲載道。”清政府只好讓崇厚出國避開風頭，另擇人辦理教案。

清政府另選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師，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平定太平軍的曾國藩聲望正隆，但此時已經抱病，這從農歷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的上諭中顯露無遺，同時也說明，在清廷最高統治者心目中，實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適當的人選。曾國藩的態度呢？他兒子，即著名外交家曾紀澤后來回憶，“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里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平情而論，大概也不算太夸張。

曾國藩到底老謀深算，二十五日領命，二十九日他即回奏：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庾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果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系確有證據？此兩者為案中最要之關鍵。從此兩層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曾國藩看得很清楚，要對外國人和本國民眾都有所交待，首要的問題，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則在于撥開籠罩在育嬰堂上的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