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太后是正宮娘娘，是后宮的一把手，位于慈禧太后之前。慈安，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廣西右江道穆?lián)P阿之女。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慈安比慈禧小兩歲。咸豐二年(1852)二月，15歲以秀女入選，封貞嬪。五月，晉封貞貴妃。六月，立為皇后。

可是，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死去。

慈安太后死得突兀，才45歲，正當盛年，人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因此，她死的當時，就產(chǎn)生了很多流言。有的說是被人謀害的，有的說是吞物自殺的，也有的說是正常死亡的。在流言中，謀害慈安的兇手就是慈禧了。慈禧謀害慈安的記載，在野史、筆記中流傳甚廣，幾成泛濫之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流言呢？到底是不是慈禧謀害了慈安呢？

一野史的猜測記載

關(guān)于她的死，出現(xiàn)了種種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大體有三說：

第一種是正常死亡說，第二種是被人害死說，第三種是吞物自殺說。

第一種，正常死亡說。光緒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當天發(fā)下上諭：

初九日，慈躬偶爾違和，當進湯藥調(diào)治，以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壅氣塞，遂致大漸，遽于戌時仙馭升遐。呼搶哀號，曷其有極。

這是朝廷發(fā)布的正式哀告，寫出了從發(fā)病到死亡的整個過程。不難看出，這個哀告宣布慈安是正常死亡。

第二種，被人害死說。被人害死說中的兇手，指的就是慈禧，說慈禧害死了慈安。這種說法又有兩說。

其一，毒餅害死。這個說法最早來源于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

十一日(筆者按：應為十日)，慈安閑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jiān)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頃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慈禧)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慈安甚喜，啟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yī)，謂東圣驟痰厥，醫(yī)未入宮，而鳳馭上升矣。

這個說法，《清朝野史大觀》又加鋪演：

二人坐談時，慈安后覺腹中微饑，慈禧后令侍者奉餅餌一盒進。慈安后食而甘之，謂：“似非御膳房物。”慈禧后曰：“此吾弟婦所饋者，姊喜此，明日當令其再送一份來。”慈安后方以遜辭謝。慈禧后曰：“妹家即姊家，請弗以謝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餅餌數(shù)盒進奉，色味花式，悉如前。慈安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頓覺不適，然亦無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可以想見矣。

這里有情節(jié)，有對話，比前一段記載有很大發(fā)展。

《述庵秘錄》言簡意賅：

孝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餅進御，逾數(shù)時薨。

《十葉野聞》繪聲繪色：

先是慈安故喜小食，常以點心盒自隨，覺饑則任意取食，其間糕餅、餑餑，寒具之屬罔不備。慈禧窺之稔，乃乘間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頗極精致，愿獻薄物，求太后鑒賞。慈安以為愛己，喜而受之，既食，適值召見軍機之期，遂出坐朝，是時辛亥(辛巳)春三月十日也。進見者為樞府王大臣恭親王奕、大學士左宗棠、尚書王文韶、協(xié)辦大學士李鴻藻等，俱言確見慈安御容和怡，無嬰疾色，但兩頰微赤，狀如半醺，亦不以為異也。已午后四鐘，內(nèi)廷忽傳孝貞太后崩。

《堅冰志》似曾目睹：

未幾，孝貞暴崩，唇黑類中毒者，外廷咸以為疑。

這些記載，是說慈禧太后陰送毒餅，害死了慈安太后。

其二，錯藥致死。《清朝野史大觀》記道：

或曰：慈禧命太醫(yī)院以不對癥之藥，致死之。

慈禧看到慈安患病，特命太醫(yī)院御醫(yī)故意給慈安不對癥的藥，因錯藥害死了慈安。這也是一種民間傳說。

第三種，吞物自殺說。《清稗類鈔》說：

或曰：孝欽(慈禧)實誣以賄賣囑托，干預朝政。語頗激。孝貞(慈安)不能容，又以木訥不能與之辯。大恚，吞鼻煙壺自盡。

這是說，慈禧誣稱慈安賄賣官爵，干預朝政，語言嚴厲刺激。慈安感到很委屈，不能容忍，但自己又言語木訥，不會申辯，十分憤怒，于是就吞咽鼻煙壺自殺了。其實，這種說法導致慈安自殺的原因，應是慈禧對慈安的誣蔑。

那么，慈禧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據(jù)野史傳說，原因有四：

第一，因為咸豐密詔事。據(jù)《崇陵傳信錄》載：

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為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咸豐帝)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為太后，唯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以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間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fā)赤，雖申謝，意怏怏不自得，旋辭去。

“顯廟手敕”即是指咸豐帝之手詔。這里把手詔的內(nèi)容也寫出來了。

《清朝野史大觀》記：

慈安后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當歸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處二十余年，幸同心，無一語勃谿。第有一物，乃疇昔受之先帝者，今無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諱，失檢藏，或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而陰妒嫉者。則非特吾二人之遺憾，抑且大負先帝意矣。”語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觀之。那拉氏啟視，色頓變，慚不可抑。函非他，即文宗所付之遺詔也。觀畢，慈安后仍索還，焚于燭上，曰：“此紙已無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復命先帝矣。”

以上兩則記載，雖細節(jié)略有不同，但情節(jié)大體一致。說的是咸豐帝留有密詔，命慈安在慈禧不安分守己時，用密詔處死慈禧。慈安拿出密詔給慈禧看，并親手焚之。由于慈安沒有了上方寶劍，慈禧便毒死了她。

第二，因為東陵致祭事。據(jù)說在光緒六年(1880)到東陵祭奠咸豐帝，慈安認為她是正宮皇太后，在祭奠典禮時，她的位置應排在慈禧之前。而慈禧則堅決不允。兩人在陵寢之地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后來還是照慈禧的意見辦了。兩人并列，不分先后。但是，慈禧認為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悅東宮”，而動殺機。

第三，因為金姓伶人事。據(jù)說，有個姓金的京戲演員得到慈禧的專寵，隨意出入宮禁。有一次，慈安前往慈禧住處探視病情，偶見慈禧同金某躺在床上。慈安對慈禧“痛數(shù)責之”。慈禧當時認了錯，并把金伶逐出宮，且賜死，但慈禧也萌了殺死慈安的念頭。

第四，因為寵李連英事。據(jù)說慈禧寵信總管太監(jiān)李連英，李益發(fā)驕橫，惟慈禧之言是聽。一日，慈安乘輦過某殿，李連英與小太監(jiān)角力，對慈安置若罔聞，慈安大怒，欲杖責之。慈安這口氣難咽，立刻到慈禧住處，教訓了慈禧一頓，慈禧不服，兩人因此鬧翻。“不數(shù)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以上都是野史傳聞，正史無記載。平心而論，這些記載都是經(jīng)不住推敲的。即使如光緒帝的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的記載，也是不可靠的。著名學者金梁即對此提出質(zhì)疑：“近人依托宮闈，流言無實，尤莫甚于惲氏筆錄所載孝貞暴崩事。即云顯廟手敕焚毀，敕語何從而知？食盒外進，又誰確見？惲氏曾事東朝，橫造影響無稽之言，后之覽者，宜深辟之。”

金梁的質(zhì)疑是有道理的。請問，手詔既然已經(jīng)焚毀，怎么能知道手詔的內(nèi)容呢？送有毒的點心，誰曾親見呢？金梁告誡我們，應該堅決擯棄這個謬說。

學者張孟劬也認為：“近代無實文人最喜依托宮闈，增成其說，凡筆之書者，大都流言委瑣，羌無故實，而尤莫甚于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所載孝貞暴崩事。夫既云顯廟手敕焚毀，語何從而知？食盒外進，又誰經(jīng)見？”

金梁和張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當然，因為慈安死得太突然，對于她的死，當時人也是有懷疑的。

據(jù)說御醫(yī)薛福辰即持懷疑態(tài)度。《清稗類鈔》記道：

孝貞后崩之前一夕，已稍感風寒，微不適。翌晨召薛福辰請脈(醫(yī)士為帝后診脈稱請脈)。福辰奏微疾不須服藥，侍者強之，不得已為疏一方，略用清熱發(fā)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謁閻敬銘，閻留與談。日向夕，一戶部司員滿人某，持稿詣?wù)埉嬛Z。閻召之入，畫稿畢，某司員乃言：“出城時，城中宣傳東后上賓，已傳吉祥板(禁中謂棺曰吉祥板)矣。”福辰大驚曰：“今晨尚請脈，不過小感風寒，肺氣略不舒暢耳，何至是？或西邊(西太后)病有反復，外間訛傳，以東西互易耶？”有頃，內(nèi)府中人至，則噩耗果確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間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

這是當時人記載的薛福辰的反映。不過，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御醫(yī)薛福辰并沒有為慈安診脈，所以，有關(guān)薛的記載是不足為憑的。

據(jù)說軍機大臣左宗棠也持懷疑態(tài)度。《清稗類鈔》記道：

于時左宗棠方長軍機，次晨又入，與本列語孝貞病狀，左頓足大聲曰：“吾昨早對時，上邊語言清朗周密，何嘗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庭，亟以他語亂之。

左宗棠于光緒七年(1881)正月入軍機處任軍機大臣，九月授兩江總督離開軍機處，此時正在軍機處。左宗棠的懷疑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個記載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我們無法證實左宗棠是否說了這樣的話。即使左宗棠說了這樣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慈安患的是心腦血管疾病，突然死亡就不足為奇了。

二日記的權(quán)威記錄

其實，記載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權(quán)威的第一手資料是《翁同龢日記》。翁同龢當時任毓慶宮行走，是光緒帝的師傅，參光緒帝的師傅翁同。與國家機要大事。而且，親自參與了慈安的葬儀。他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是權(quán)威記錄。

初十日記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戈什愛班等皆請安，余等稍遲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23時許)忽聞呼門，蘇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聞東圣(慈安)上賓，急起檢點衣服，查閱舊案，倉猝中悲與驚并。

十一日記道：

子正(24時)馳入，東華門不攔，月明凄然。入景運門，門者亦無言，徘徊乾清門下，遇一老公、一侍衛(wèi)，皆言微有所聞而不的。諸門下鎖，寂無人聲。出坐朝戶，燮臣來，景秋翁來，云知會但云病勢甚危。須臾諸公陸續(xù)來，入坐內(nèi)務(wù)府板房，樞廷在彼，伯寅、紹彭皆來，猶冀門不開或無事也。待至丑正三刻(2時45分)開乾清門，急入，到奏事處，則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膽星，按云類風癇甚重。午刻(11—13時)一方按無藥，云神識不清牙緊。未刻(13—15時)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17—19時)一方云六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19—21時)仙逝云云。始則莊守和一人，繼有周之楨，又某共三人也，嗚呼奇哉(初九日方未發(fā))。諸臣集南書房(即摘纓)，余出告同仁并諭諸司速備一切，諸司亦稍稍來，余出入景運門凡二次。日出起下，軍機一起，已而傳旨，惇(惇親王奕)、醇(醇親王奕)、惠(惠親王綿愉)三王、謨公(伯彥納謨祜)、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毓慶宮、南書房、內(nèi)務(wù)府大臣同至鈡粹宮哭臨。請旨入殿否，曰入。偕諸公歷東廊而東，至宮門長號，升階除冠碰頭，伏哭盡哀。靈馭西首，內(nèi)臣去面冪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已辰末(9時)矣。歸家小憩，而司官來回事不斷。做白袍帶，以青袖蒙袍，派定夾杠人數(shù)(總辦八人，幫辦二人，于五更時議定，令司官特回，全師照發(fā))。午正(12時)復入，青長袍褂，由牌樓門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見諭旨，派惇親王、恭親王、貝勒奕劻、額駙景壽、大學士寶鋆、協(xié)辦大學士靈桂、尚書恩承、翁同龢，恭理喪儀。遂入慈寧宮與內(nèi)府諸公坐上殿，看金匱安奉正中(甚大，時靈馭已移至宮，安奉于金匱之西)，看朝簾，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復入，至門外，寶相于典禮舊事皆茫然，問禮王亦云不記。歸時惇邸并立，乃與議定帶桌子，帶喇嘛。未正二刻(14時45分)，大斂畢，開門。余隨諸公帶餑餑桌子入，至檐下，宮人及內(nèi)府婦人陳設(shè)畢，上由東箱來奠，余等隨跪(一叩三叩)，哭不停聲，上起還宮。撤桌出至門外，喇嘛入囀咒，余等復入，咒畢出。無事矣，遂歸。

最重要的是，翁同龢親自參與了慈安的葬儀，并且寫了日記。翁同龢的記載可以澄清如下疑點：

第一，發(fā)病是否突然。從記載看，慈安發(fā)病是很突然的。初十日，她沒有召見軍機大臣，原因只是聽說“偶爾違和”。但是，半夜叫門，蘇拉傳信聽說“東圣上賓”，慈安已經(jīng)死了。

第二，治病是否及時。翁同龢半夜12時急忙入宮，同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時45分，始入宮內(nèi)，這時見到了初十日御醫(yī)為慈安開的5個藥方。早晨藥方已明白寫出病情“類風癇甚重”。午間藥方說“神識不清牙緊”，病勢轉(zhuǎn)危，險情已現(xiàn)。午后二方說，想盡方法灌藥，但“究不妥”，即束手無策，“痰壅氣閉如舊”，沒有任何好轉(zhuǎn)，且“有遺尿情形”，神志不清，瀕臨死亡了。午后6時左右“六脈將脫”，8時左右就“仙逝”了。從這5個藥方看，治病是及時的。先是御醫(yī)莊守和，后又是御醫(yī)周之楨和某，三位在側(cè)。但是，他們?nèi)硕紱]有能使慈安活過來。

神秘的鐘粹宮。慈安太后居住于此，并在此病逝。

第三，遺容是否瞻仰。王大臣到了慈安寢殿鐘粹宮，慈禧命太監(jiān)揭去了“面冪”，“令瞻仰”。瞻仰遺容的有惇親王奕、醇親王奕、惠親王綿愉三王，還有公伯彥納謨祜、御前大臣、毓慶宮行走、南書房行走、內(nèi)務(wù)府大臣等。慈禧并沒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來瞻仰遺容，這既看出了慈禧的遠見卓識，也說明了慈禧心中無鬼。

如果慈安是中毒身亡，其癥狀應該似武大郎一樣。《水滸全傳》第二十六回記道：“何九叔說：‘到那里揭開千秋幡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nèi)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中毒身亡的外表癥狀是，面皮紫黑，七竅流血，唇留齒痕。這些外在的癥狀是遮掩不住的。西門慶和潘金蓮合謀毒死武大郎，在武大郎的身上留下了不能抹掉的證據(jù)。但是，慈安的遺體上沒有任何中毒的痕跡。

第四，大殮是否過早。有的野史說，慈安的棺材很小，事實是金匱“甚大”，說明慈禧沒有慢待慈安。未正二刻(14時45分)大殮。皇太后死，第二天裝入棺材，是完全合乎清代禮制的。據(jù)清史記載，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殮的。有的野史說，似乎慈禧怕別人看到慈安的遺體，所以提早入殮，這是無稽之談。

以上不難看出，慈安突然發(fā)病，很快死去。治療是及時的，但因病情甚重，御醫(yī)雖全力搶救，亦回天無術(shù)了。

那么，如何理解翁同龢的那個“嗚呼奇哉”呢？其實，可以理解為死得太快，出乎意料，因此，翁同龢十分驚訝。

《翁同龢日記》的其他記載，也完全說明了慈禧對慈安的喪禮是極為重視的。并不像野史所說的“減殺喪儀”等。甚至連謚號，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擬的“孝貞慈安裕慶和教儀天佑圣顯皇后”，承認了“貞字正也”的事實。因為這是咸豐帝所命，“當時即寓正位之意”。而且翁同龢親見慈禧亦戴孝：“恭聞慈禧以白絹蒙首，簪以白金，《周禮》所謂首綞者也，緣情制禮，不勝欽服。”此情此景，翁同龢也是佩服的。

其實慈禧沒有必要害死慈安。因為慈安基本上不過問政事，一味退讓，對政事既不太懂，又不感興趣。從她接見鮑超的記載，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慈安接見臣工的記載十分罕見，據(jù)說只有陳昌的《霆軍紀略》中記錄了光緒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鮑超覲見請訓情形：

孝貞顯皇后問：你這到湖南好多路？奏：輪船不過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過十余日即到任所。問：你咳嗽好了么有？奏：咳嗽已好。諭：我靠你們在外頭，你須任勞任怨，真除情面，認真公事！奏：仰體天恩，真除情面，認真公事，不敢有負委任。問：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眾一趕，后遂未到湖南。(下略)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見只是禮儀性的，問問身體如何，沒有任何指示性意見和指導性見解，說明慈安不太懂政治。此次召見也是因為慈禧患病，慈安不得已而為之。薛福成說：“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這應該是實際情況。

慈安對慈禧構(gòu)不成威脅，同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她們倆的意見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沒有必要害死慈安。

三慈安的死因分析

慈安其實是死于突發(fā)的疾病。那么，慈安到底死于何種突發(fā)的疾病呢？細查《翁同龢日記》，可知慈安早就患有嚴重的隱疾。《翁同龢日記》中有兩則關(guān)于慈安發(fā)病的記載十分重要，但多年來一直被人們忽略了。

這兩則日記是：

第一則日記。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4月6日)：

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違豫，有類肝厥，不能言語，至是始大安。

這時慈安才28歲。從正月十五日到二月初九日，共病了24天，病勢沉重。

第二則日記。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

昨日慈安太后舊疾作，厥逆半時許。傳醫(yī)進枳實、萊服子。

6年后，即她34歲時，病情又一次發(fā)作。

從這兩次發(fā)病的情形看，慈安肯定患有嚴重的疾病。發(fā)病的特點是“不能言語”，“厥逆半時許”。一個時辰是2個小時，半個時辰是一個小時。即突然暈倒，不省人事達1個多小時。從用藥看，枳實、萊服子是起降氣調(diào)肝、安神寧志作用的。懂些醫(yī)道的翁同龢懷疑是“肝厥”。筆者請教了著名的中醫(yī)專家，專家認為慈安患的確是厥癥。厥癥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為主要表現(xiàn)的一種病癥。輕者昏厥時間較短，自會逐漸蘇醒。重者則會一厥不醒而導致死亡。《類經(jīng)·厥逆》指出：“厥者，逆也，氣逆則亂，故忽為眩什脫絕，是名為厥……輕則漸蘇，重則即死，最為急候。”《素問》認為：“暴厥者，不知與人言。”《石室秘錄》記道：“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閉手撒，喉中作酣聲，痰氣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

慈安這兩次發(fā)病類似厥癥。

但這次發(fā)作來得突兀。剛開始沒引起足夠重視，以為只是“偶爾違和”。實則是危癥的前兆。從五個藥方看，慈安的病十分嚴重，“風癇甚重”、“神識不清”、“遺尿情形”、“痰壅氣閉”，等等。這些癥狀說明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噤拳握、呼吸氣粗的典型的氣厥癥。據(jù)專家對這三次發(fā)病的綜合分析，他們認為，慈安患的是腦血管疾病，很可能是腦出血。腦出血即使現(xiàn)在，也是不治之癥，何況100年前呢！

慈安為什么得此重病？一般誘因有兩種：一種是惱怒驚駭，一種是疲勞過度。慈安是一位性情溫和的人，此時也沒有什么引起她煩惱的事。她的發(fā)病是因為疲勞過度。其實，光緒六年(1880)慈禧大病一場，光緒七年(1881)一月又病了一場。

《翁同龢日記》光緒七年一月記道：“云慈禧圣體漸起，十日如此，可保無事。”慈禧患病期間慈安不得不出來處理政事。慈安的知識容量、決策水平和應對能力都遠遠不如慈禧，她感到十分吃力。因疲勞過度引發(fā)腦出血，是極有可能的。

她的病至少發(fā)作過三次，一次是28歲，一次是34歲，一次是45歲。最后這次沒有醒轉(zhuǎn)過來。慈安應是正常死亡。

但是，不管怎么說，從后果來看，兩宮垂簾變成了一宮垂簾。慈禧大權(quán)獨攬，了無顧忌，我行我素，為所欲為，成了名至實歸的太上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