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9年，即秦惠文王元年，主導秦國改革變法的商鞅因謀反罪被政府軍擊殺，尸體被車裂。

作為一個改革者、政治家，商鞅對秦國的強大，可謂功不可沒。商鞅先后于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和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在秦國主持進行了兩次大的變法改革。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面，與其他各國變法相比，商鞅在秦國實施的變法最為全面、最為徹底也最為成功。

商鞅變法的效果也極其明顯，《戰國策》稱贊商鞅變法的效果：“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用今天的話來說，商鞅變法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了綜合國力。商鞅變法使一個落后的弱小的秦國，變為一個強國。為秦后來統一中國奠定了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一代功臣商鞅為什么會死？而且是死得那么慘？車裂，即五馬奔尸，是死刑中最殘酷的一種。

一般都要在“太史公曰”中總結人物成敗原因的史學大師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傳》中卻沒有對商鞅死因進行認真梳理總結，只對商鞅做出六個字的負面評價：“天資刻薄少恩”。

依司馬遷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沒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負惡名，只有死路一條。

這也是事實，當時有一個叫趙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勸他早作退路，以避殺身之禍。但巴布猜想，司馬遷先生的這些評價也可能與他個人思想和經歷有關。他生在儒家思想漸成統治地位的漢武帝時代，加之他身體因遭腐刑致殘，對講求霸道、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極為厭惡。

商鞅的悲慘結局確實有他的性格因素。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與時代、社會、國家和各方利益相連，性格有時候只是造成他結局的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司馬遷也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

我們只要看看商鞅變法對宗室貴族集團的具體損害就可以明白，商鞅對宗室貴族集團利益的損害有多大，感情傷害有多深。

變法之前，舊貴族的爵位和俸祿是世襲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但商鞅獎勵軍功的新法規定，凡是沒有建立軍功的舊貴族，都要從宗室貴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許無功受祿。相反，有軍功的平民也可以按軍功封爵受賞，成為新貴族。過去，貴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殺大權。商鞅廢除分封制，將貴族封地改設為由國君統一領導的郡、縣，大大削弱了宗室貴族的權力。

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宗室貴族的權力，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卻得罪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損害了一大批宗室貴族的利益。

事實上，隨著改革變法的不斷深入，商鞅與宗室貴族集團已經成為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只是這個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時還至于不可調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雙方還暫時表現為勢均力敵。然而，秦孝公一死去，這個矛盾就必然發展轉化為不可調和。

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間發生傾斜。

在秦惠文王看來，商鞅必須死。商鞅曾經不看當年太子而今國君的面，對太子師傅用刑，這只是一個潛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為王權與貴族利益沖突的焦點。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權得到加強，貴族遭到削弱，貴族們不敢對王權發出不滿，但要把這種不滿發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為貴族的眾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國君秦惠文王剛剛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誣告商鞅謀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來，謀反作為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商鞅頭上最合適也最具殺傷力，更不需要什么證據，憑商鞅是魏國人就夠了。“誣告謀反”成為以后誅殺功臣最有效的慣用手法，且屢試不爽。

是殺死商鞅？還是繼續得罪宗室貴族集團？這是一個單項必選題。

對于新國君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遠比得罪貴族更為明智。商鞅對新秦王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變法已經全面實施，改革已經走上了正軌，效果也十分明顯。況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殺他沒有感情障礙，也不會有什么內疚感，而宗室貴族集團既勢力強大又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

此時，對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解決王權與宗室貴族集團間的利益沖突是最好的選擇。

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個刻薄少恩者而是一個品德完美的圣人，在這個時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別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國，嚴刑峻法，殺人無數，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個志在圖強的國王支持下進行，必然觸動、犧牲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

而任何一個國王都不會長生不老，一旦倒臺和駕崩，那些原來被犧牲了利益的集團占了上風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會人頭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會被從墳墓中掘出，鞭尸示眾。

戊戌變法的失敗者之一譚嗣同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在中國，變法都是要死人的！”

商鞅，是第一個因變法而死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