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說：由于當年慈禧太后患有風濕癥，各種醫藥無效，而盛宣懷經營的廣仁堂所監制的風濕性特效藥，醫好了慈禧太后的風濕病，慈禧在高興之余，就下詔把釣魚島等三個小島賞給了盛宣懷，作為采藥之用，因為釣魚島上盛產海芙蓉(又名石蓯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風濕藥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藥。

1972年，當釣魚島的歸屬問題成為中日敏感話題時，盛氏家族也鬼使神差地被卷了進去，這主要是由突然冒出了個自稱是盛老四的女兒的“盛毓真”，并出示一張“慈禧手諭”而引起的。

這個“盛毓真”，自稱是盛老四當年在美國留學時與一個美國女人生的，后來過繼給國民黨前駐加拿大大使徐淑希為女兒，所以改名徐逸。

關于那張“慈禧手諭”，徐逸說：由于當年慈禧太后患有風濕癥，各種醫藥無效，而盛宣懷經營的廣仁堂所監制的風濕性特效藥，醫好了慈禧太后的風濕病，慈禧在高興之余，就下詔把釣魚島等三個小島賞給了盛宣懷，作為采藥之用，因為釣魚島上盛產海芙蓉(又名石蓯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風濕藥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藥。

因此，徐逸對記者稱，她對于釣魚島、黃尾嶼和赤嶼這三個小島，擁有所有權。釣魚島的歸屬問題爭執發生之后，她請律師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備案，要求美國承認她對釣魚島的所有權，后來，又到了臺灣，向臺灣當局就她的所有權問題備案。

這張“慈禧手諭”一出現，頓時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美國的中文報刊及港臺地區的大小報刊，一時沸沸揚揚，連篇累牘地報道、轉載，甚至到處“捕捉”盛家的后代，采訪、追蹤報道，幾乎所有的盛家毓字輩子弟都被采訪過，有的還不止一次。當然熱鬧的中心是徐逸，因為她不僅出示了“慈禧手諭”，同時出示的還有釣魚島的地圖，和所謂盛老四在1960年寫給她的一封信。

那信中說：“臺灣外海有三小島，曰釣魚臺、黃尾嶼、赤嶼，皆無人荒島，見于出使琉球使者趙文楷介山公之記述。此三小島，雖屬荒島，然盛產藥草，當年吾家盛時，在煙臺、滬、常(州)三處，設有廣仁堂，施診給藥，遠近知名。皇上以此三島，賜與汝宗，作為采藥之用，詔書就在家中，是吾家物也。家中并有圖說，茲寄汝，望汝能設法前往一看。”

徐逸出示的所謂其父寄給她的釣魚臺地理圖說的原文是：

釣魚臺、黃尾嶼、赤嶼小島，位于臺灣基隆外海，孤懸海中，向無居民，為臺灣北部漁民棲息之地，雖歸我家，亦僅采藥，而未知經營。清末我家曾就趙介山公之副使李鼎元公之使琉球錄派人步測，有圖稿藏于愚齋圖書館中，民國十六年忽認盛氏產業為逆產，上海租界外之財產，全遭查封，后雖獲啟封，經理人員，悉已散盡矣。愚齋圖書館存稿存書，余已全部捐贈國立交通大學，即先父手創之南洋公學也，此圖亦為存件之一。

關于那張“慈禧手諭”，徐逸出示的內容是：

皇太后慈諭：太常寺正卿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來自臺灣海外釣魚臺小島，靈藥產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施診給藥，救濟貧病，殊甚嘉許，即將該釣魚臺、黃尾嶼、赤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采藥之用，其深體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欽此。光緒十九年十月。

“詔書”上還鈐有“慈禧皇太后之寶”和“御賞”兩枚印章。

對于此事表示格外關注的除了海外媒體外，盛家在大陸的子孫也非常起勁。這倒也很自然，因為大家都有一顆愛國心，按邏輯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早就把釣魚臺島賜給了盛家，那豈不是說明，起碼在清朝末年時，釣魚島原本就已有歸屬了嗎？既然如此，那么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還在什么話下嗎？于是，大家把這張“手諭”復印來復印去，傳來傳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我國的《參考消息》報鑒于海外沸沸揚揚的輿論，在1972年4月4日也轉載了香港報刊的有關報道，題目是《臺灣、盛宣懷和釣魚臺》。于是盛家的故事就與釣魚島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撲朔迷離的傳奇意味。

可是，這畢竟是一場騙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國際笑話！騙局所無法遮掩的種種漏洞，很快就暴露無遺了。

當“慈禧手諭”最初面世的時候，原上海圖書館老館長、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先生尚在世。他是在1950年代初期，親自把八百包“盛檔”資料，從北京西路、萬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圖書館的圖書館界老前輩，是一生對“盛檔”的整理和研究傾注了極大熱情和心血的老專家。當時，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夏東元先生，為撰寫《盛宣懷傳》，正在顧廷龍先生的幫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檔”里(原八百包“盛檔”資料，經解放后的整理與合并，歸為五百包。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由盛氏家人刊行為《愚齋存稿》，尚有大量未經面世的原始文電、奏稿和朋僚信函，據上海圖書館介紹，總量有十五萬件)，顧、夏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對盛氏資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東元先生，為寫《盛宣懷傳》，把“盛檔”全部翻閱過一遍，但并沒有發現盛宣懷與釣魚島有關的任何資料。

而且，他們從徐逸公布的“慈禧手諭”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綻。

他們主要的依據是：該“手諭”注明的日期是光緒十九年即1893年，而對盛宣懷的稱謂則是“太常寺正卿”，這就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因為盛宣懷是在1896年才被任命為太常寺少卿的，并非在1893年。也就是說，“手諭”上的時間，比盛宣懷實際被任命的時間早了三年，此為一。同時頭銜也不對，他是“太常寺少卿”，而非“正卿”。這說明，此“手諭”的作偽者連盛宣懷的履歷及他的官職的稱呼還未弄清楚呢！這怎么能不露出“馬腳”呢？怎么能“唬”得過研究有素的大陸學者呢？

鑒于當時的國際輿論，因為此事與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客觀上已扯到了一起，所以顧老和夏老當時就沒有吭聲，也沒有對外發表這些看法。

大陸的學者不吭聲，臺灣的學者也看出了破綻。一位教授發表文章說，慈禧太后在當時那個時候早已不使用那兩枚圖章了，那兩枚圖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因而也認為那“手諭”是假的。

這么一來，就更忙壞了那些新聞記者，大家被真真假假弄得莫衷一是，于是更加起勁地“捕捉”各地的盛家后代，以探究竟。

1950年代初就居住在日本東京的盛家毓字輩老大哥盛毓郵和二哥盛毓度，是當時盛家在世人員中年紀最大的了。當記者們找到他們時，他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他們活了這么大年紀，從未聽說盛家與釣魚島有什么關系，也從未聽說有什么家傳的“慈禧手諭”，更沒有聽說過，他父親還跟美國人生過孩子。對于這位似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毓真妹妹”，他們是認也不好，不認也不好，拿毓郵的話來說就是：“弄得我好尷尬。”因為當時的社會輿論已經沸沸揚揚，似已認定這個自稱“毓真”的人，就是盛家的人了。然而盛家的人過去誰也沒聽說過此人，誰也沒見過此人！

盡管如此，善良的人還是暫且把她當作了盛家人相待。然而當這個“毓真妹妹”拿出所謂“爹爹給我的一封信時”，毓郵和毓度全明白了：這完全是假的！不僅字跡是假的，里面的稱呼、內容、落款全都不對頭！他們由此開始懷疑，持有這樣一封假的“爹爹的來信”的人，能拿得出一份真的“慈禧手諭”嗎？

既然盛家兩位老大哥都不能證實“毓真”的身份，也不能證實釣魚島與盛家的關系，其他年輕一代，就更加無法證實這一切了。于是輿論界又一陣大嘩。

2000年初夏筆者在東京，曾就釣魚島問題請教年已九十高齡的盛毓郵先生，情況就更明白了。毓老說：“我們誰都不認識她，也從未聽說過有什么家傳的‘慈禧手諭’。不過有一條，假如我家真有這么個‘慈禧手諭’的話，無論傳到誰手上，也決不會傳到她手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都是不瞞我的，我就從未聽說有這么回事。關于那張‘慈禧手諭’的真偽，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說不出意見，但是我以前從來沒聽說過，也沒看見過。至于那封所謂的我爹爹寫給她的信，那確確實實是假的！”

原來，這個徐逸本來在美國生活，曾與一飯店老板同居，日子過得很不得意，后來到了臺灣，說是來“尋根”的，找到了盛家的人。在“ 慈禧手諭”的假象被層層剝去之后，她慌了手腳，就跑到東京，做兩位老大哥的工作。她對毓郵的太太任芷芳說：“等我把事情(指釣魚島的事)搞定了，我們就都 ‘發’了，盛家的人都可以‘發’了，到那時你們也不用辛辛苦苦地開飯店了……”這就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意思是現在請你們幫幫我的忙，幫我把此事弄假成真，將來我們都是有功之臣，可以發大財。

徐逸說此話的時候，天并不怎么冷，她已經皮大衣裹身了，但那大衣的襯里已破爛不堪，有的地方已絲絲掛掛地露在外面了。一雙鞋也不合適，走不多遠路就腳疼。腳疼起來，即便是在百貨公司里，也會把鞋子一甩，赤腳站在人家大堂里……這些都令盛家人感到懷疑，此人處處都不對味。

筆者為把事情進一步弄清楚，返滬后特意再去上海圖書館，查閱盛家的家譜。該館館藏的《龍溪盛氏宗譜》是1943年盛文頤總修，盛渤頤主稿，盛恩頤總校的，分校還有棠頤、慕頤、重頤等人，其中一篇盛氏后人撰寫的《盛宣懷(杏蓀)行述》，洋洋二萬余字，歷數老太爺一生功業、嘉獎、升遷等各項，尤其對于皇上幾次召對，慈禧幾次問策，并有所賞賜事，記敘甚詳，有的地方還把原話抄錄于上，比如“京漢全路完工，引疾求退。慈圣面諭：‘國家正值多事，汝系舊臣，不應出此。’及再叫起，奏對逾四刻，上曰：‘汝今日精神已大好’，旋蒙賞紫禁城騎馬。”又如“三月初十日，召見。先垂詢病狀，后述蒙塵情形，且謂非汝等力保東南，恐無今日。命賞福字匹頭、餑餑、肉食，并奉懿旨以承辦大差，一切周妥，交部優敘述。”然而，未有一字提及釣魚島事。試想，這篇《行述》已把慈禧賞賜餑餑、肉食的事情都記錄在冊了，如果真有賞賜釣魚島這樣的大事，能夠不記錄在冊嗎？既然在1943年修的家譜中都沒有的事，后來在1972年卻冒出來了，其“形跡”之可疑，不是昭然若揭的嗎？

另外，細審那封“爹爹的信”，內中講的事情年代也不對。查封盛家除租界以外的所有財產的事，是辛亥革命后一年間的事，而“爹爹的信”中卻講在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如果是講國民黨，那也不對，國民黨在1927年并未查封盛家財產，只是將愚齋義莊的慈善基金充公(二百三十萬元)，但時間也不對，因為那是1928年的事。更為離奇的是，徐逸出示“爹爹的信”，落款時間竟在盛老四去世之后的第三年，“馬腳”露得實在太大了。

由此可知，徐逸造假，其手腳實在不夠高明。

“釣魚島事件”后來發展到兩軍對壘、劍拔弩張的地步。徐逸的“慈禧手諭”無疑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于盛家來說，不少人認為，此一騙局真是丟盡了盛家的臉，居然國際輿論也被她騙得團團轉。更要命的是，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能證明，徐逸是盛老四的女兒，一切都是她自己說的。所以有的盛家子弟認為，她是個騙子，是借著盛家的名望和釣魚島問題的爭端蓄意行騙的壞人。

筆者從日本返回后，又接到彭菊影女士(盛毓度先生的夫人)的電話，電話中講五毛(即盛毓珠，字岫云，藝名穎若館主，馬芳蹤先生的夫人)前些日子從臺灣來過，她也認為徐逸根本不是盛家的人，建議把她的名字從盛家資料里去掉！盛毓珠的丈夫馬芳蹤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更是對此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現在，大風大浪是過去了，可小風小浪并未停止。據說直到前幾年，臺灣仍有把盛家與釣魚島扯在一起的報道。

值得慶幸的是，徐逸前幾年在臺灣病死了。毓老夫婦說：“還好她死了，如果不死的話，還不知要鬧出多少笑話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