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明清小說的繁榮，一大批眼光獨到的文學評論家也應時而生，活躍在“書評”行業，如李卓吾、金圣嘆、毛宗崗和脂硯齋等。他們通過多種方式，或點評、或揭露、或修定、或豐富，極力的批點、評說古典名著，不僅開創了中國古典小說批評史的新篇章，也使更多的讀者通過他們的批評更深入地了解到了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金圣嘆。

金圣嘆（1608—1661年），字若采，江蘇吳縣（今屬蘇州）人，清初文學批評家，一生博覽群書，評點古書甚多。他不僅節評了《國語》、《國策》、《左傳》和稗官野史、九彝八蠻所記載的內容共計百余篇，同時還把《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統稱為“六才子書”，準備逐一批注。其批評文字雅訓、透脫、精妙，可謂“透發心花，窮搜詭譎”，“一時學者愛讀圣嘆書，幾乎家置一篇”。金圣嘆在書評行業涉及面之廣、影響力之大，無人能與之抗衡，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書評家”。

然而，這樣一位才華橫溢、見解獨到、“扛鼎”級別的書評家，還沒來得及把“六才子書”逐一點評完，就莫名其妙的遭到了被殺頭的人生惡運。金圣嘆的朋友們對他的死感到惋惜和疑惑；反對他的人也覺得他“不以其罪”枉殺為憾；就連魯迅先生對他的死也發表過感慨：“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那么，金圣嘆是因為什么原因被砍下腦袋，橫尸街頭呢？

金圣嘆的死因，如果細細考究起來，恐怕就是死在了他的“狂”和“快”上。思想上有些“狂妄自大”，言行上追求“快人快語”，這是絕大多數有才氣且個性鮮明文人的共同特征。稍微狂些、快些，或許還能被封建權勢和社會輿論所容忍；但如果這種“狂”和“快”過了分、超了標，尤其是逾越了封建社會中按部就班的社會秩序，不管你為人再怎么灑脫，才華再怎么絕倫，評點再怎么深刻，在別人的眼里就會成為一個落落寡歡、孤傲使氣、目中無人、自以為是的怪物。而金圣嘆就是這樣一個人。

“狂”是金圣嘆招來殺身之禍的根源所在。金圣嘆歷經明清兩代，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但由于他對封建社會的本質認識不夠，恃才自傲，不拘禮法，寫文章隨心所欲，不按章法，所以沒有當上官，沒有為朝廷所用。作為一個一生不得志、不官不民的“草根文人”，金圣嘆后來自己改名金人瑞，無疑是想對世人表明自己是一個鄙棄功名、追求逍遙的名士，很有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委屈。仕途上的不盡人意以及對社會的強烈不滿，使他形成了玩世不恭、放蕩不羈的性格。心中的苦悶總要通過一種方式進行宣泄，于是評書成了他精神依靠。他不但狂妄的把反映強盜小說《水滸傳》抬高到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并列的“才子書”地位，敢于冒文壇之大不韙的說道：“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之右！”最讓人驚訝的他在點評《水滸傳》時竟然大聲疾呼：“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在那個死水、渾水般的封建社會里，金圣嘆能夠一語道出“官逼民反”的王朝敗亡癥結所在，無異于發出振聾發聵的晴天霹靂。可能金圣嘆當時正在狂妄的興頭上，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他雖然沒有直接罵皇帝，但卻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高俅是皇帝的親信。如果說親信是造成禍亂的根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沖這一點，金圣嘆就不會被統治者所容忍。可能因為當時順治皇帝正提倡學習漢文化，又覺得金圣嘆見解深刻而且有些才氣，所以對幾個翰林院大學士說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大眼看他”，即“金圣嘆的著述，不是尋常文字，你們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論”。受到國家最高統治者的肯定和贊譽，金圣嘆的內心不禁激烈涌動，使原本就非常狂妄的思想更加膨脹，進而忘乎所以。

“快”是金圣嘆被判死刑的導火索。金圣嘆是一個說話做事不假思索、有著強烈表演欲望的快人。他的這種按捺不住、快人快語的個性，如果在平常的事情上表現出來，頂多會被人挖苦一下、嘲笑幾句也就算了。可在關鍵時期、非常事情上發作出來，如果再遇到一位不買他帳的厲害人物，那可就要遭殃了。清初順治十八年，皇帝死了，留下了一道“整頓地方吏治”的遺詔。這本是例行的文告，大多是做做樣子，可不少書生文人卻想趁清廷整頓吏風之機，將貪贓枉法的縣令任惟初扳倒。他們上書大揭縣令的爛疤，想把他驅逐出蘇州。誰知道以搜刮無度著稱、人稱“朱白地”的巡撫朱國治卻有意偏袒屬下，抓了五個帶頭鬧事的書生，引起了公憤。第二天，一百多名文人到孔廟里向孔夫子哭訴，借機準備大鬧一場。這便是清史上頗出名的“哭廟”事件。或許是不滿官府的做法，或許是真心維護正義，或許是急于表現自己，那個曾經受到過皇帝表揚的金圣嘆順理成章的成了諸生的“首領”，很有一股子舍我其誰的氣概。在沒有認真考慮后果的情況下，金圣嘆腦袋一熱，親自寫了一篇抗議文章，發表演講，支持諸生的“逐官運動”，并不自量力的要找兇狠殘暴的巡撫朱國治“討一個說法”。官府早就想收拾一下這個狂妄的文人了，金圣嘆這次主動跳了出來，恰好自投羅網，結果遭到了官府的瘋狂鎮壓，釀成震驚蘇州乃至全國的“庚午哭廟大獄”事件。朱國治在奏疏上羅列這些鬧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詔初臨之下，集眾千萬，上驚先帝之靈，似此目無法紀，恐動搖人心。”這當然是有關清廷大局穩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專人在江寧審訊，十八名被捕者不分首從，統統判處死刑。金圣嘆作為造反頭子，被“掌嘴二十，以倡亂罪處斬”。

孔雀因為長著翠羽而被網捕，獵豹因為擁有斑紋而被擒殺，這些本應當引以為驕傲的資本，卻成了它們招災惹禍的根苗。同樣道理，文人的狂也往往是遭嫉致禍的根本。而金圣嘆個性上追求快人快語的秉性，則加速了他由被嫉到被殺的進程。因為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和平請愿事件，金圣嘆卻輕松的付出了生命代價，不能不讓人深思。其實，金圣嘆的死是清朝統治者為了打擊江南文人的反清思想，鞏固滿族政權造成的，他只是死于清朝統治者屠刀下的無數無辜者之一。

作為文人或者書評家，有些脾氣，有些牢騷，這很正常。但根本沒必要像金圣嘆那樣恃才傲世，目空一切，爭強好勝，個性膨脹得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不買自己所處的那個封建社會的帳。如果金圣嘆能夠像陶淵明那樣心平氣和的待在家里，一壺好酒、半碗濃茶，心態平衡，與世無爭，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的評書，不但能夠壽終正寢，還能給世人留下更多更精彩的書評，這比起他年僅53歲就因為“狂妄自大”和“快人快語”而毫無意義的死去，豈不更有人生價值？！

金圣嘆固然玩世不恭，并狂傲到了置自己性命都不顧的份上。但與“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歸隱田園的陶淵明相比，金圣嘆則表現出了文人的另一種“骨氣”。這種骨氣，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體現，是一種“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告白，是一種笑對死亡、從容不迫的態度。他的死，充分地展現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蘇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爭的豪邁英氣，直讓今天那些缺少鈣質的知識分子為之汗顏。

金圣嘆死后被葬于吳縣藏書鄉五峰山下的博士塢。不過，這位才子并沒有因此而得以靜靜的安息。他的墳墓在“文革”中被無情地砸毀了，可能是人們認為他不過是一位佯狂佯顛、德行怪異的封建文人而已，這倒成了金圣嘆的最大不幸。世人沒有讀懂他，理解他，反而讓一顆永不屈服、睥睨權勢的靈魂在青山綠水中無所皈依。這多少讓人扼腕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