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袁紹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孔融和荀彧之間的一段論辯特別引人注目。孔融：“袁紹勢大，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袁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實際上，戰事相持到十月，曹營已經絕糧，必須向后方的許昌緊急求援。但許攸一反叛，向曹操獻計火燒烏巢，整個戰局隨之翻盤，急轉直下。這是官渡之戰勝敗的關鍵所在。袁紹的軍事失敗，顯然是權術的作用目標出錯了，人事上出了問題。拿曹操與袁紹在溝通方式上做個比較。曹操會將一個議題透過眾議的方式讓大家相互討論辯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詳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氣、靜下心、深藏于心，反復掂量與權衡。此外，曹操頗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容納“剛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滿寵、劉曄、呂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從無相互讒害。

袁紹的溝通模式是隨機性的個別征詢，而不是眾議。在這種模式的暗示下，部屬只會個別向他反映意見，類似于打小報告，使得部屬之間少有坦誠的橫向溝通。而袁紹本人既是個“有選擇的傾聽者”(只聽他喜歡聽的)，又是個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時結果來加罪于人的沖動型領導。

這種權術風格和溝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壞。使得部屬產生了“我只向老板負責”、“只要老板滿意就行，別人無所謂”的意識和心理契約。

久而久之，由于資源的排擠效應，大家都要想辦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賞識和信用的機會。當意見被采納，就要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意見(而非團體的決策)成功，或謊報成功。萬一失敗，就想法子嫁禍于人。如果老板采納了別人的意見，便千方百計暗中阻撓，等著看別人出洋相。如此陳陳相因、惡性循環，自然形成了袁氏虛矯不實的政治生態，以至敗局無可挽救。權術中的激勵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話可以動人心，讓人死心塌地效命驅馳。而善于包容，則是領導權術里的德行體現(注意，并非個人德行)，舍人小過，圖己大業，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在官渡之戰橋段里，有幾個情節值得提出來說說。關羽殺了顏良，沮授稍加挑撥，袁紹便遷怒于劉備：“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待劉備一番巧言解釋，袁紹反過來又責備沮授：“誤聽汝言，險殺好人。”作為一個領導人，批評下屬不該是這樣的，劉備到底是個外人，怎么可以當著外人的面讓下屬難看？權術不是冷冰冰的東西，其中的理智與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難怪沮授一出來就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托疾不出議事。

等到關羽殺了文丑，郭圖、審配又站出來質疑劉備的“佯推不知”，袁紹又大怒要殺劉備。當劉備為活命提出愿意讓關羽來輔佐袁紹時，袁紹的表現再次讓我大跌眼鏡。他先喝退左右(郭圖、審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長，勝顏良、文丑十倍矣！”這兩句話，前者傷謀士之心，后者失將士之心，權術使用之想當然、領導德行彰顯之涼薄，已然到了極致。可以說，袁紹的領導形象，此時轟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來獎罰，且能重賞提反對意見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勸諫，出塞遠征烏桓部族。結果雖取勝，卻也吃了不少苦頭。回到基地后，他便賞賜曾勸阻過他的人，承認自己只是僥幸成功，不足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見不被采納而不敢建言。

意見不被采納都能得到獎賞，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營中一旦形成決議，就再沒有第二種聲音或陽奉陰違，而能向一致的目標去努力。不能不承認，曹操是個能讓追隨者愉悅工作的領導人，靠的正是激勵機制與領導德行，這是馭人最基本的兩個要素。

而袁紹則差得遠了，假設一下，如果他能認識到這一點，稍加實踐，那么官渡之戰的結局，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都要改寫了。權術如用兵，兵無常勢，貴在應變。要因勢利導，隨機應變，才能夠成就大業。領導人對待下屬或民眾，要適時酌情的予以安撫，在講明原則、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歸。

不是嗎？官愛民，民桓愛之。這才是維穩致勝的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