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恰恰是這樣一種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試圖改變人性，而是承認人性的現實，順應人性的規律，通過基于人性特點的科學設計，誘導人們主動克服獸性、弘揚人性，主動選擇做好事、當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惡棍，也會這樣選擇，否則就不符合他的利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長遠的。

本文摘自《中國歷史的教訓》，作者：習驊，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孫中山先生曾慨嘆，中國人的通病是都想當皇帝。也是，封建社會奉行官本位，“是官強于民”，當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當皇帝。其實，皇帝這份工作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有滋味，風險高、工作量大且不說，光是后勤部門報花賬這事，就很難對付。比如，自己的伙食開銷到底是多少，沒幾個皇帝搞得清。

根據留下來的食堂賬本，明朝萬歷皇帝的伙食開支是每月480兩白銀，折合人民幣15萬元左右，飯量驚人。到了清代，皇帝的伙食標準飆升得無法想象，小皇帝溥儀每年要消費肉類一萬斤、家禽3000只，伙食費達20萬兩白銀。萬歷皇帝作風懶散，創造過30年不上班的紀錄，對財務問題可能不上心；溥儀正是上幼兒園的年齡，騙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這兩個例子可能有點兒極端。那么，正常的情況如何呢？

30兩銀子一枚的雞蛋

第一種情況是始終蒙在鼓里。

清朝早朝時間從凌晨5點開始，大臣們為了不遲到，每天起得比雞還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親切地問候一個大臣：“你天天上班這么早，在家吃早點了嗎？”大臣說吃了，乾隆又好奇地問：“早點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隨便吃幾個雞蛋。”乾隆驚訝得倒吸一口氣：“天哪，10兩銀子一枚雞蛋，我都不敢多吃，你還哭窮！”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亂說，只好順著敷衍道：“外面賣的雞蛋都是殘次品，特便宜，質量好的雞蛋我們哪里吃得起。”乾隆這才釋懷，反過來安慰大臣：“別急別急，咱以后漲工資。”

到光緒帝時期，雞蛋進價已變成30兩銀子一枚，其實市場上才賣三四個銅板。光緒偏偏好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萬兩白銀的雞蛋，弄得自己都有點兒負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閑聊，光緒問：“雞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貴了，翁老師你能吃得起嗎？”翁同龢也不敢直言：“過年的時候買個把雞蛋，給孩子們解解饞，平時不敢想。”可憐的光緒皇帝，終生都以為吃雞蛋屬于高檔消費。

咸豐皇帝朝服像

道光皇帝的湯面

第二種情況是心知肚明卻無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別節儉，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還不及后來他的兒媳婦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門清湯寡水，大家都很郁悶，就不斷創新貪污思路。時間一長，道光隱約感覺不對，就想搞搞調研。

有一天開早會，道光帝突然問大軍機曹振鏞：“你家平常做飯，都是誰買菜？”曹振鏞知道皇上最欣賞艱苦奮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買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場。”這是實情，曹振鏞不但親自買菜，還時常因為一個土豆半截蔥跟菜農吵架，一點兒領導干部的樣子也沒有。

道光帝切入主題：“那雞蛋多少錢一個呢？”曹振鏞是個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盤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邊人，豈能瞎摻和，便順口編了個故事，把領導往溝里領：“我小時候得過一場大病，差點兒死了，醫生囑咐千萬不能吃雞蛋，一吃就沒命，所以我家從來不敢買雞蛋，真沒口福啊！”

道光皇帝還曾經想過叫外賣，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沒辦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門一家小吃店吃過一碗湯面。這家的湯面做得實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一天發現吃飯開支過大，就明確指示伙食不要太講究，多搞點兒家常的，比如湯面之類的。

第二天，后勤事務管理部門內務府遞上一份報告，建議設立湯面管理處，選派得力干部掛帥；修建湯面廚房一所，增加事業編制若干；請求撥付籌辦費六萬兩，此后每年需要15000兩保證運行。皇上一看差點兒暈過去：“這也太夸張了吧，前門外就有一家湯面館，不能讓太監去買嗎？”

過了幾天，內務府的人報告說，前門外的那家館子早就關張了。可憐的道光皇帝只好認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湯面了！”

錯把50兩填成了5000兩

第三種情況是查辦案件，增加震懾力。

有一次，咸豐皇帝書房的門壞了，后勤部門的意見是換個新的，皇帝說修理一下就行了。門修好了，報銷單據上寫著白銀5000兩。咸豐帝大為震怒，桌子一拍：“你們當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組成專案組，要求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訊問了好幾圈，結果出來了：具體辦事的干部是新來的，業務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給皇上辦事，心情非常緊張，錯把50兩填成了5000兩。既然領導還有點兒專業知識，后勤部門著實小心謹慎了一陣子，但領導也不能事事都查，時間一長，依然如故。

光緒與慈禧的關系微妙，乘老佛爺60大壽之機，光緒定做了手鐲作為生日禮物，表表忠心。內務府的慶寬司長是經手人，報銷了四萬兩白銀。光緒試探道：“怎么這么貴？”慶寬笑笑說：“太后看過了，很喜歡呢。”光緒很不爽，暗下決心要除掉這個蛀蟲。

恰好此時，慶寬通過私下運作，包攬了慈禧壽辰慶典的政府采購工作，他的同事們眼紅了，集體向皇上舉報他的斑斑劣跡。光緒則順勢撤銷了慶寬的一切職務，責令其提前退休。

兩個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員突然開會研究干部官員任免，大家一致推薦慶寬擔任人人羨慕的肥缺——江西鹽業專賣局一把手。光緒乖乖畫圈，自此再不過問后勤的事。

半個月買不來100個便宜箱子

第四種情況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甚至狼狽為奸。

慈禧太后當政那些年，是大清歷史上腐敗分子過得最舒服的時期。這是因為慈禧自己就十分貪財，而納賄收禮少不了幫手，鼓勵報花賬就成了她購買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發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門出去采購了100個皮箱，每個箱子報銷60兩銀子。軍機大臣閻敬銘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還主管過財政部門，知道這里面貓膩不小，便悄悄告訴慈禧：“現在市場上的皮箱，每個不會超過六兩銀子，內務府明顯是報花賬、騙領導，不認真查處不得了。”

慈禧連連搖頭說：“你別聽人嚼舌根子，哪能這么便宜。”閻敬銘以為領導不了解行情，說我們家前天剛買了一個，還是名牌呢，也就幾兩銀子，而且，集中采購的價格更低！慈禧這下不高興了：“那好吧，給你半個月時間，你幫我買100個便宜箱子，辦不到你負責。”

第二天，閻敬銘興沖沖地帶著錢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開門。好不容易敲開了一家店，老板壓低嗓子說：“昨天宮里來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業整頓半個月，如有違反，以后就不能開店了。”

閻敬銘心想少跟我來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壓邪！奮筆疾書一封信，派人送給天津道臺，請他趕緊代購100個皮箱送來。

半個月過去了，天津那邊消息全無，就連送信的也不見蹤影，急得閻敬銘差點兒撞墻。幾年后他才知道，當時有人硬塞給送信的1000兩銀子，讓他滾得越遠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氣得閻敬銘破口大罵：“洪洞縣里沒好人！”

缺乏剛性的制約制度

內務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壞蛋嗎？不是壞蛋就不能到內務府工作嗎？不是！他們都是經過層層把關選拔進來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業務不精通，根本沒有機會來為皇帝管理家務和財務。可是在清代，內務府卻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門，是腐敗分子暖洋洋的溫室，貪腐案件易發多發，許多干部成了明火執仗的劫匪，而且誰都拿它沒轍。同樣一個人，怎么會由天使變成了野獸呢？

原因很簡單，內務府一直缺乏剛性的制約制度，更不要說現代財務制度；加上在皇帝身邊工作，各部門巴結還來不及，誰敢監督？內務府編制超過3000，指望皇帝一個人進行有效監督是不現實的；再說日久生情，貓和老鼠朝夕相伴，也會成為朋友。

其實，人本來就是半人半獸的東西，恩格斯早就說得明白：“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同時，人又是理性動物，趨利避害是人類的理性選擇，本無所謂好壞——這是人性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生物學原因。當攫取豐厚利益的機會無處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時，利害相權，只要有利無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選擇當壞人。雖然，運用道德約束、思想教化等來改良人性，理論上具有根本意義和終極價值，但卻不具備現實的、工具性的制約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這就好比要防止雞鴨進菜園子，扎緊籬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這樣一種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試圖改變人性，而是承認人性的現實，順應人性的規律，通過基于人性特點的科學設計，誘導人們主動克服獸性、弘揚人性，主動選擇做好事、當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惡棍，也會這樣選擇，否則就不符合他的利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長遠的。

對此，先賢們早有精彩論斷。鄧小平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學家哈耶克說，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

歷史和現實反復啟示我們，“壞人”是壞的制度慣出來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約、引導出來的；與其寄希望于發現“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終達到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學目標：“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