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是蔣介石外交活動的重要助手。

所有派到中國的美國軍政要員，或國民政府請來的外國顧問，幾乎都對這位“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樂于傾聽他們的意見，化解了不少矛盾。

抗日戰爭爆發后，她積極參與對外宣傳，撰寫文章，發表廣播演說，揭露日寇，呼吁支持中國。

僅憑以上兩點，已經足于成為出色的“第一夫人”;而三次重大外交活動，更使她聲譽鵲起。

1942年2月蔣氏夫婦的印度之行，在與英國殖民當局會談的同時，會見了甘地、尼赫魯等民族領袖，發表了《告印度人民書》，主要是兩大民族在道義上的互相鼓舞。

人們至今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國的活動。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齡歷時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開始公開活動。18日分別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說，贏得了巨大的贊譽。

這兩次演說的主要特點是力圖讓美國人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他們為自由而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參議院的即席演說中說：“基本上我們是為了同樣的原因而打仗。我們兩國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們的總統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猶如自由之鑼在我們的廣大的土地上回蕩。”“我向你們保證，我們的同胞愿意為了實現這些理想渴望和你們合作。”[陳平譯：《蔣夫人一九四三年訪美之行》，《傳記文學》總第398期(1995年7月)第16頁。]所謂四大自由指的是羅斯福當時極力提倡的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懼的自由。一切專制統治的特征都是摧殘這些自由。說國民黨領導抗日戰爭是為四大自由而戰，當然是當面撒謊;國民黨后來丟掉大陸，說到底與它以自由為敵息息相關。

可是，這位“第一夫人”長得漂亮，能說會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她四處演講、活動，對爭取美國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起了良好作用。在一個民主國家，民間的同情與理解絕非小事。從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開始，美國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國國籍等方面歧視和限制中國人。宋美齡訪美期間，正值美國朝野正在推動廢除排華法，她的活動也有助于有關法案在國會順利通過。她和羅斯福的會談，還就戰后中國和亞洲不少問題取得了共識，為后來的開羅會議作了鋪墊。

她演講后的第二天，羅斯福也鄭重宣布即將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不過，這些政治家的語言往往真假參半。這次羅斯福的諾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傳，或是口惠實不至的空話。其實，美國援助中國的計劃，在上一年大體已經敲定，無論是宋美齡這次訪美，或者同年11月的開羅會議，都沒有促使美國大量增加對中國的援助。

這一年11月陪同蔣介石到開羅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在7天的活動中，宋美齡確實非常賣力。蔣介石甚至為此特地給她頒發了勛章。不過，在這次會議中，除了肯定中國收復失地的正義要求外，軍事上討論得最多的緬甸之戰，經濟上蔣氏要求10億美元貸款，后來都一一落空。

要比較準確評價宋美齡的這些活動，必須對美國對華政策有所了解。

羅斯福政府的對華政策以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國締結同盟條約，特別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其要點是：1.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脅在歐洲，主要敵人是希特勒。“大西洋(600558，股吧)第一，歐洲第一”，既是傳統外交政策，又符合當前需要。2.不允許日本進一步擴張，但又要盡量避免與之正面沖突。3.中國是牽制日本的主要力量，雖然蔣介石政府專制、腐敗、無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堅決制裁日本，聽任戰略物資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違反美國《中立法》的前提下，盡可能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從1938年秋到1940年秋，美國給了中國總計7000萬美元的三筆貸款，1940年11月30日又宣布給中國一億美元貸款。1941年3月11日，國會通過給有關國家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國也納入其中。這一時期爭取這些援助的經辦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旅行社的創辦人陳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在巴黎對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說：“他認為陳(光甫)是一個正直的和絕對信得過的事業家，對于陳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顧維鈞回憶錄》(第三分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2頁。]他建議中國政府派陳光甫赴美談判貸款問題。中國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果然一舉成功。在這一階段，筆者閱讀過的有關爭取美國援助的記錄，都沒有提及宋美齡。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時它的對華政策有所調整。

首先是極力扶持中國。1942年元旦白宮對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美、英、蘇、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國國慶，英美兩國都發表聲明放棄根據不平等條約取得的在華特權(英國有所保留，不放棄香港、九龍)。與此同時，決定給中國提供5億美元的巨額貸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資;加大對陳納德的美國志愿航空隊的支持力度;幫助整編中國陸軍，使之成為現代化的美式裝備師;應蔣介石的要求，推薦拉鐵摩爾為蔣的政治顧問;捧蔣介石為盟軍中國戰區總司令，任命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國又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專制和腐敗非常不滿，相應地采取了好些比較強硬的措施。例如，給英國和蘇聯等國的租借物資，受援國都可自主支配，唯獨給中國的由美國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當要求中國軍隊打破派系和任人唯親等腐敗現象，甚至要求蔣介石交出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由史迪威統一指揮和整編，使之真正成為戰勝日本的主力。

美國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戰略安排。在當前，它把中國視為在亞洲的最主要盟國，是戰勝日本的主要同盟軍。戰后則希望中國繼續充當主要盟國，扶持中國成為亞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羅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慶考察，他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寫道：“中國現正處于十字路口。它可以發展為一個軍事獨裁國家，也可以發展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如果我們明智地發揮我們的影響，我們就可以通過發動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改革朝著后一方向發展……”[陶文釗：《中美關系史》，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這些話清晰地表達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1942—1944年間的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實質是貫徹這一戰略意圖過程中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蔣介石的專制、小集團利益和腐敗的矛盾。如果按照國民黨的調子，簡單地把這一事件看作蔣介石及其政府維護國家獨立的斗爭，那就有美化蔣介石獨裁統治之嫌了。這樣的認識也無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堅決支持中國收回東北和臺灣、澎湖等地的同時，竟建議戰后以中國為主，派兵占領日本。不過，美國政府和史迪威過于天真，對改變蔣介石獨裁專制統治的復雜性缺乏認識，因而碰了一個大釘子。后來，美國日益清楚蔣介石政府是扶不起來的阿斗，“羅斯福自己說及中國尚在十七世紀，這樣的一個社會要出面擔當二十世紀的任務必定力不能繼”。[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頁。]政策也就相應作了調整。

宋美齡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動，不過是這個大框架下的小插曲。無論她多么賣力和能言善辯，也改變不了這個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