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人數減為10人，其排名次序為：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米高揚、薩布羅夫、別爾烏辛。排在第一位的馬林科夫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來掌權的赫魯曉夫名列第五。

世界多數國家的權力交接都有一個明確的制度。多數現代國家通過選舉推選出國家的領導人，一些王國通行王位繼承制度，一些國家實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國家通過政變來解決國家的最高權力問題。那么共產黨領導的蘇聯的最高權力是怎樣交接的呢？

列寧沒有制定權力交接機制

十月革命后列寧是理所當然的黨內領袖，這一點不存在任何疑問。到20世紀20年代初，列寧開始設想理想的領導班子的組合：不同年齡段的組合。實際上當時的領導班子相當符合列寧的設想，包括有各個年齡段的干部，是一個理想的梯形結構。

1921年底1922年初，列寧健康開始出現問題，此后不得不經常休養。到1922年底由于兩次中風，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的工作，無法處理日常事務。這時候，列寧顯然已經感覺到接班問題，但是并沒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列寧當政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很年輕，列寧本人逝世時也才54歲。所以那時并沒有制定一個權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沒有確定黨內最高職務。列寧在黨內是政治局委員，主持政治局會議，黨外是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的領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黨所默認的。在列寧所擔任的職務中哪一個是關鍵的領導位置，那時并不明確。列寧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會議時，主持會議的是加米涅夫。列寧去世后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難說他們中哪一個是列寧的接班人。

1922年12月底，列寧寫了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信，其中對6位黨的領導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們的優點和長處，也指出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這6人應當是列寧優先考慮的繼任者。這6人分為三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在這6人中列寧認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論修養的是布哈林，權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寧沒有表示屬意某一個人。他把這些看法告訴代表大會，顯然是要代表大會集體作出選擇。然而在列寧生前這封信沒有能夠送達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去世后在黨的十三大上，當時掌握最高權力的“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沒有在大會上公開宣讀并認真討論列寧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團中分別口頭傳達，代表們只匆匆聽了一遍，沒有就此展開討論，就草草了之。對這樣一份重要文件，僅僅聽一遍，又不讓討論，是很難領會其要義的。

長期流行一種說法，1922年黨的十一大后中央全會上“列寧提議”斯大林擔任中央總書記，暗示是列寧指定斯大林擔任他的接班人。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

其一，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一職不是列寧提議的，現在看到的各種資料證實，此事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許還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會議的加米涅夫提議的。當然，與會的列寧并沒有反對(見本書(15)《斯大林是怎樣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領導崗位的？》一文)。

其二，“總書記”的職務在當時并非黨內的最高領導職務。此前書記處設有“責任書記”，負責領導整個書記處的工作，現在把“責任書記”改成“總書記”，其職責并沒有多大改變，仍然是書記處的頭，負責書記處的領導工作。猶如《真理報》的主編最初叫“責任編輯”，后來叫“主編”一樣，基本任務并沒有變。總書記及其書記處只負責日常的黨務工作。

第三，1923年1月4日，在《對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補充》中列寧明確提出，鑒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議撤銷其總書記的職務，另任他人擔任(《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頁)。兩個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寧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斷絕關系(《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頁)。由此可見，有一點是清楚的，列寧已經明確無誤地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維爾德洛夫逝世后，列寧曾經說過，沒有一個人能夠接替他的工作，能夠接替他的只能是一個集體。對接替列寧來說，當時更沒有一個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個集體。看來，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對6名中央委員進行評論，目的就在于此。

列寧臥病和去世后，一段時間黨內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十二大由誰作政治報告一開始就成為問題，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人物。斯大林虛情假意地推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舉斯大林，結果由季諾維也夫出來作中央政治報告，斯大林作組織工作報告，托洛茨基作關于工業問題的報告。不過，從來沒有人認為作中央政治報告的季諾維也夫是列寧的接班人。

列寧臥病期間和逝世之后實際掌權的是一個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組成的“三駕馬車”，他們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聯合起來，因為在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看來，爭奪最高領導權的唯一對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不是列寧給的，而是他在20年代縱橫捭闔，不斷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結果。他首先聯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擊托洛茨基，然后又聯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擊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聯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這樣，通過殘酷的黨內斗爭，到20年代末斯大林終于贏得黨內和國內的絕對領導地位。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問題

從1929年獨攬大權算起，斯大林單獨執政了24年。斯大林考慮過接班人問題沒有呢？他談論過接班人問題。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談接班人問題。

斯大林在中央組織報告中說，要談談改善中央機關的問題，即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問題。他說：“我們黨的中央機關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有27個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會議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而中央委員會里有一個10人到15人組成的核心，這些人在領導我們的機關的政治和經濟工作方面已經熟練到有使自己變成領導術士的危險。這也許是好的，但是這也有很危險的一面，因為這些同志既然在領導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他們就可能沾染上自負的習氣，就可能故步自封，脫離群眾工作……如果他們的周圍沒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聯系的未來新一代的領導者，那么這些高度熟練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脫離群眾。”斯大林提出的第二點理由是，領導班子“老化”：“中央委員會里富有領導經驗的核心在逐漸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健康狀況你們是知道的。中央委員會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員的年齡也相當大了，你們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還沒有，——不幸就在這里。”他認為現在是考慮培養新的接班人的時候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頁)。

然而所謂班子“老化”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1922年9月2日，列寧同他的妹妹瑪麗亞·伊利尼奇娜談起革命家的青春問題，說起最親密的同志中誰多大歲數，哪一代人進入中央委員會。他發揮一個想法，中央委員會應有幾代人參加：50歲、40歲、30歲和20歲。這樣青年人就能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逐漸熟悉和習慣于這個工作。中央委員會就能“永葆青春”了。

斯大林的秘書巴讓諾夫的回憶錄中也說，1922年列寧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同志們，我們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而你們，同志們，大家都是40來歲的人。我們應當培養接班人，培養30來歲和20來歲的人，要從中選拔并培養他們逐漸擔負起領導工作。” (波利斯·巴讓諾夫著，洪剛譯：《斯大林秘書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頁。)

這是列寧對領導班子最佳年齡搭配的設想。從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政治遺囑”)中對6名中央委員逐個提出自己的看法，從年齡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寧本人52歲，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兩人同年，生于1879年，(有一個說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這樣，除列寧外斯大林就是當時領導班子中年齡最大的了)都是43歲;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為39歲;最年輕的兩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歲，皮達可夫生于1890年，32歲。這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年齡梯隊，完全符合列寧同瑪麗亞談話的設想。

列寧“遺囑”中提到的這6人，顯然不存在老化問題。斯大林這時候大談“老化”無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進最高領導班子里來。

不過這時候說的接班人問題還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問題。

斯大林掌權到衛國戰爭勝利后，到60多歲的時候，他的健康狀況不佳，病了一段時間，這時候他開始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問題了。

據現在所知，他正式提出過兩個人選——來自列寧格勒的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這兩個人在衛國戰爭中，在保衛列寧格勒的戰役中，在戰后的經濟恢復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現。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時，列寧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諾夫在南方休假，列寧格勒的全部防務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書記庫茲涅佐夫負責。斯大林曾經給他寫信說：伏羅希洛夫和日丹諾夫累了，焦躁不安……他們需要好好睡一下……組織防御、動員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戰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時曾經大發感慨，宣稱我老了，我在考慮接班人問題。部長會議主席最合適的接班人是沃茲涅先斯基。總書記最合適的接班人是庫茲涅佐夫……怎么樣，同志們，不反對吧。(阿·阿法納西耶夫：《“列寧格勒案件”真相》，見萬啟智等編譯 ：《克里姆林宮秘聞》，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頁。)

阿·亞·庫茲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寧格勒州委、市委第二書記，衛國戰爭期間是波羅的海艦隊、北方和列寧格勒戰線軍事委員會委員。1945—1946年任列寧格勒州委、市委第一書記。1946—1949年任聯共(布)中央組織局委員、中央書記、干部管理部部長。

尼·阿·沃茲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員，1935—1937年任列寧格勒市計委主席、列寧格勒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蘇聯國家計委副主席、主席，與此同時，1939—1946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他是蘇聯科學院院士。

對這兩個出身列寧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個“列寧格勒案件”，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兩人殺了。從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談什么接班人問題，而是一心要除去身邊讓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戰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貝利亞、米高揚等。

有一個說法，認為斯大林指定蘇斯洛夫為接班人，說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說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據。要讓一個人接班，是不能暗中進行的，必須授以權力，讓他在公眾面前亮相，爭取公眾的認同。這是起碼的做法。很難設想，連政治局委員還都不是的一個默默無聞的“接班人”會被各界所接受。

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認為：斯大林“沒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遺囑，也沒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團中，“沒有一個人能說，或者敢說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羅·麥德維杰夫、若·麥德維杰夫著，鄒子嬰譯：《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頁。)那時真正掌握權力的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貝利亞和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這是一個臨時的“三駕馬車”。即使這三個人也沒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歲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員會、部長會議和蘇維埃最高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馬林科夫任總理，把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部合并，由貝利亞領導，莫洛托夫任第一副總理并恢復外交部長職務。伏羅希洛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人數減為10人，其排名次序為：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米高揚、薩布羅夫、別爾烏辛。排在第一位的馬林科夫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來掌權的赫魯曉夫名列第五。就是說，我們沒有看到足以證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權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實。排名第五的赫魯曉夫過不多久就能夠把排名第一的馬林科夫排擠出中央書記處，而馬林科夫竟然接受，這說明當時確實不清楚，到底什么職務是關鍵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擔任的職務是部長會議主席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斯大林逝世后的蘇共和政府領袖的最后敲定是通過黨內斗爭，通過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來解決的。

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最關鍵的位置是黨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稱呼。列寧時期黨內沒有設第一把手，列寧自己填寫的職務是“中央委員”，連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都沒有提。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當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員會的所有重要決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討論決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種反對派之后，行使權力的最高身份是總書記，總書記成為黨和國家第一把手是從斯大林開始的。后來斯大林為方便發號施令，往往越過黨而直接以政府首腦的身份行事。這是黨政合一國家的一種簡便的領導形式，但斯大林的權力首先來自黨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黨，所以他能夠任命莫洛托夫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也可以撤銷他的這個職務，由自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這就暴露了馬林科夫的一個嚴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馬林科夫是黨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擔任黨的書記處書記的赫魯曉夫以集中力量領導政府為名，設法解除了馬林科夫的書記處書記的職務，這樣一來本來名列第五的赫魯曉夫很快就躥升到黨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領導人的確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結果，而是黨內各派力量斗爭的結果，這包括除去貝利亞，給馬林科夫削權，粉碎“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等等。

赫魯曉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項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這是廢除干部終身制的一項有意義的舉措。他的這項措施觸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眾叛親離的原因之一，赫魯曉夫終于在黨內政變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繼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結果，這是無須論證的。甚至政變集團推舉勃列日涅夫當頭的時候，他還萬分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