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鄭譯傳》有一則故事：鄭譯為皇上擬詔書，有人戲稱他“筆干了”，鄭答：“不得一錢，何以潤筆？”此后，稿酬就有了“潤筆”的稱謂。

西漢武帝時，皇后陳阿嬌被貶長門宮(冷宮)，終日以淚洗面，遂輾轉(zhuǎn)想出一法，命心腹內(nèi)監(jiān)攜黃金千斤，向司馬相如求賦一篇。司馬相如得悉原委，落筆千言，作《長門賦》，訴說一深宮永巷女子的愁悶悲思。漢武帝深受感動，陳皇后重得寵幸。

南宋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到唐代，潤筆已成了文人約定俗成的寫作收入。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文章寫得快而且華麗，請他代筆的人眾多，因此，家里“金帛盈積”。

曾任北海太守的唐代書法家李邕，文章也一流。朝廷中的達官貴人和各地寺廟，紛紛拿著金錢請他寫文章。李邕一生，這類文章寫過八百篇，“受納饋遺，亦至巨萬”。但他好尚義氣，愛惜英才，常用這些家資來拯救孤苦。《新唐書》說，自古以來，因?qū)懳恼芦@錢財之多，沒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唐代憲宗年間，李愬雪夜出兵奇襲蔡州，這就是史上有名的淮西戰(zhàn)役。淮西報捷后，韓愈為之撰寫《平淮西碑》碑文，卻把功勞記在了另一位大將韓弘身上。韓弘喜出望外，拿出五百匹絹贈韓愈。李愬部將石孝忠極為憤怒，冒死推倒了韓文碑。盡管韓愈所寫碑文表彰的對象有爭議，但此文確實寫得精彩備至，可謂“下筆煙飛云動，落紙鸞回鳳驚”。

按《中國物價史》所記唐朝開元盛世時物價，絹一匹值200文，米一斗值13文。五百匹絹，大致相當于7690斗米。又按《中國度量衡考》所記，當時一斗米約有13斤。現(xiàn)在買13斤普通大米，大概需要26元，買7690斗則需要199940元。也就是說，韓愈此篇碑文就拿了近20萬元稿費。此碑文只有1505個字，換言之，每個字至少132元。

《容齋續(xù)筆》還記載了跟韓愈同時代另一位著名寫手皇甫湜，他給裴度寫過一篇《福先寺碑》碑文，裴度贈給他的車馬繒采已經(jīng)很多，但是皇甫湜仍不滿意地說：“碑文三千字，每個字須三匹縑，你給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著送給他九千匹絹。九千匹絹，相當于360萬元，1200元一個字的稿費，要在今天，一定會讓媒體揮汗炒作。

唐朝后期著名詩人元稹死了，白居易給元稹寫了篇墓志銘。元稹的兒子為給白居易的這篇墓志銘發(fā)像樣點的潤筆，不惜拿出銀馬鞍、玉腰帶、馬車、綾羅綢緞，以及丫環(huán)等，折合銅錢六七十萬。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記》中，翔實記載了他反復謝絕作墓志銘的報酬，不成后遂將其捐獻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

《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宋太宗為了獎勵宮廷文人，設(shè)專款“潤筆錢”，并“降詔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較薄，皇家有此之設(shè)，也算是對文人的人文關(guān)懷了。《陔馀叢考》還記載，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寫了四道制文，宋徽宗賞賜給他不少堪稱無價之寶的御用之物。

翰林學士孫抃撰寫《進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讀后“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赍之”。皇帝要秘書寫公文尚有恩賜，則臣下按例有饋贈更不待言。北宋名臣寇準拜相時，楊億撰寫制書，其中稱寇準“能斷大事，不拘小節(jié)”，寇準認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例外贈百金”。

明代的潤筆，初期為個別現(xiàn)象，至中后期則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潤筆對明朝中期以后的文化作品商品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翻開明代中期以后官員的文集，像嚴嵩、海瑞、張居正、汪道昆、王世貞等，無論是傾朝權(quán)貴，還是清正官紳，文集中都充斥了應(yīng)酬性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收了費的。即如海瑞，其閑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畝，卻也為人作文，接受饋贈。

清代的潤筆之風更盛。清初，病危的錢謙益，利用黃宗羲的文筆與自己的名氣，三篇文章所得的潤筆竟達三千兩白銀，這三篇文章分別是墓志銘、詩序、莊子注序。

清代的鄭板橋晚年所寫就的妙文《板橋潤格》，更是對自己作品的潤筆明碼標價，他自定潤筆費標準、拒收禮物，且作詩說：“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紙三千，任渠話舊任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其六親不認，只認現(xiàn)銀的姿態(tài)確實是驚世駭俗的。據(jù)考證，鄭板橋?qū)懴隆栋鍢驖櫢瘛返那≈腥~，每兩銀子約合五百文，每斗米價值六十文。也就是，鄭氏每作一大幅，可買米五十斗，即一千斤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