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歷史的讀者對“鄭和下西洋”耳熟能詳，但是對“鄭和下東洋”卻大都知之甚少。其實這個“鄭和下東洋”比“鄭和下西洋”更耐人尋味。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邊患頻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斷絕中日交往，實行海禁。朱棣奪得帝位后，希望四海賓服，便試著開放海禁。豈料這一來卻讓日本浪人鉆了空子，如潮水般涌來。“倭寇”勢力漸大，越鬧越兇，甚至有時候明朝官軍都不能敵。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亡。尋寇蘇州府松江府諸處。”

日本浪人僅憑十幾只木船，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如入無人之境。“鬼子”進村，燒殺淫掠。中國百姓避之不及，紛紛逃難。對此倭亂，明朝小說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的《楊八老越國奇逢》一章中亦有形象描繪：“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喪膽，盡愁海寇恁猖狂;個個驚心，只恨官兵無備御。扶老攜幼，難禁兩腳奔波;棄子拋妻，單為一身逃命。不辨貧窮富貴，急難中總則一般;哪管城市山林，藏身處只求片地。”

必須指出的是，明朝所謂“倭寇”，與后來大舉進攻中國的“倭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規軍，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就像21世紀的索馬里海盜，索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但盡管如此，明成祖朱棣還是決定采取中國傳統“告御狀”方式，將官司打到國外。于是，“鄭和下東洋”的故事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發生了。永樂二年，即1404年，鄭和督師10萬出使日本。大名鼎鼎的“鄭和下西洋”目的有五個：宣揚明朝國威、擴展朝貢貿易、尋找失蹤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系。

而鄭和下東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當然也不排除上述五個目的，尤其是尋找建文帝這一項秘密使命不能排除，因為按照地理方位，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應該先到東洋，再到西洋。而東洋首站，當屬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當然，秘密使命是不能在史書提及的。史書記載的，都是當政者正大光明的使命。據《明史·戎馬志》記載：只做了兩件事。

一件，曉諭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國之法。”二件，“許以貿易”。雙方簽訂《堪合貿易條約》，“堪合”乃明朝朝廷頒發的執照簽證。日本人在條約下，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中國的絲綢、瓷器、書畫、資財等等，盡可以通過“合法途徑”，而非“野蠻打劫”地拿走。此時日本，懷義王已經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明史稱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這個日本的實際統治者，眼見明朝大隊人馬押送著大量寶物到訪日本，也不在君臣禮儀虛名上較勁，遂象征性地殺了二十多個海盜浪人、將首級送給大明使者做“投名狀”。并接受了明朝封號、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屬國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遞國書，奉明正朔。

鄭和帶著20多個倭寇首級和足利義滿“臣服表”回國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滿心歡喜，對日本國“嘉其勤誠，賜王九章”，又向源道義贈送了金銀、瓷器、書畫等物，并允許日本國朝貢團人員總數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貿易。明史學者總結“鄭和下東洋”，贊其以經濟手段懷柔、“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反觀日本政府這一方，得到了實惠，并無什么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