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生，極重精神修養，自身修身如此，對其最賞識的下屬也不例外。作為蔣最信重的部屬之一，蔣指導陳誠，可謂盡心盡力，在修身上極下工夫，期許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礪，準備一切，以為最后定國之用。” 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差異，陳誠對蔣的指導并不完全認同，雙方關于修身及傳統思想的微妙互動，頗具意味，是觀察蔣介石精神世界一個有趣的案例。

1930年代的國民黨內，陳誠可謂少年得志，年少氣盛，當屬常情，所謂“外間聲聞過譽，而不知自檢自戒，無形中生長驕心”。 陳誠之驕，在國民黨中頗引物議，蔣介石也多所注意。為克制陳誠的虛驕之氣，使之不致恣肆放縱，蔣介石數次致函陳誠，“戒其驕矜”。 先是在電文中迂回批評：“十八軍聲譽雀起，固為可慰。據一般觀察，上下官兵已養成驕矜之氣”， 把整個十八軍作為批評對象，避免直接刺激個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實雙方都應該十分清楚。對此，陳誠不以為然，回電說：“九一八事件發生，而各官兵敵愾之情，不可終日，言行之間，不無激烈之處。外間不察，謂為驕矜，致勞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對于赤匪，無不談虎變色。此種情態，殊為可慮。職每以赤匪絕非三頭六臂為言，期能轉移一般人之觀感。” 這等于間接反駁了蔣介石的指責，澄清蔣所謂驕氣其實乃官兵之盛氣。接到陳誠回電后，蔣介石不再客氣，直接指出其所認為陳誠驕傲之處：

近來與弟相晤對語，別后總覺你說人之短，看人之輕，以你所言者，總括之，幾乎天下無可用之人。換言之，即以無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間也。此為任大事成大業者，最不可有之缺點，亦即自滿驕敗之起點……中年之人，如能于韜光養晦之句，時加注重，則猶可及時蓄銳，以收后來發揚光大之效。

對于蔣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評，陳誠內心五味雜陳，在家書中他強調的是蔣介石對他的期許，寫道：“接蔣先生一長函，大意說我看不起人矯驕，非任大事成大業之道。但其望我之切，無異形于言表。” 多報喜、少報憂乃人之常情，何況蔣對陳的期望確屬事實，這樣的反應并不為過。至于對蔣介石本人，陳誠回電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認蔣的指責，表示：“驕氣一節，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職追隨鈞座有年，而職之個性學力，無不在鈞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礪職，聞之不勝惶恐。嗣后惟有切實悛改，以期無負鈞座知職之明。”同時，他也不甘心就此認錯，強調：“職亦不欲為羊公不舞之鶴，重辱教命也。” 因為是蔣所言，所以陳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陳對蔣介石的韜光養晦那一套教誨并無思想的交集，他更要強調自己不是無能的不舞之鶴，潛臺詞其實不無能者遭怨之意。

陳誠口是而心實非的態度，蔣介石自是心知肚明，無奈之余，只有祭起自己最心儀的曾國藩、王陽明的旗號，以開導陳誠于萬一。他告訴陳誠：“如稍有暇，應將曾胡各全集及王陽明、戚繼光諸書再看一遍，則養氣斷事，必有長進也。” 1933年2月，他致函陳誠，告以：“身臨江右，更覺陽明之學為可貴也。陽明得道于龍場，而立業于江右，故浙東學案，在江右尤為風行，希相與共勉之。并望注重陽明剿匪時之精神與方法。此固當時匪類智識不如今日赤賊之盛，故消滅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養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來成德立業，而能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從修養精神為基礎。以修養精神者，絕非可即當唯心論者看待，而鄙視之。”蔣以自身為鑒戒對象，循循相誘：

凡宋明以來，成名之大儒，無論其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養而臻于實踐之力得來也。故望弟對于存養省察、謹言慎行之端，須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頗矜持不群，輕棄收斂，至今思之，皆為好譽徇外之心所馳，而毫無把握，更無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時注意，不可放過，則德業有基，不患功業不立也。其實，戒慎恐懼功夫，朱熹較之王陽明更多強調，但蔣多有重王輕朱傾向，所以仍以王學為重點。在信的末端，他還不忘問及：“陽明集撫州有買否？南昌亦可寄來也”，其苦心孤詣，可見一斑。

對于蔣介石的指導，陳誠似乎并不十分領情，其復函頗堪玩味：“職學殖荒陋，于陽明學說，雖曾研習，然始終不敢自信。何則，以總理之遺教，深入肺腑，其它無論何種理論，皆難有所超越。明知不合治學規范，然僻性難改，亦屬莫可如何，此應陳明鈞座者也。至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為職生平所服膺，竊愿于義于文，兩無所蔽(朱子蔽于義，陽明蔽于文)。” 陳抬出孫中山來抵制蔣介石對王學的推介，這在國民黨的話語中自是無懈可擊，但說者聽者當然都不會不知道這背后的潛臺詞，而且，陳誠意猶未盡，就在傳統思想的框架里，他也要提醒蔣介石：“朱子蔽于義，陽明蔽于文。” 既指出陽明的不足，也提示蔣介石朱子的存在。

在國民黨人中，陳誠是代表新派的青年軍人，國民革命時期接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在他心中有深刻的烙印，“圍剿”期間在部隊駐地中學演講時，他曾大講“中國社會種種的罪惡，以及教育與社會的關系。”對此，當時他曾在家書中告知妻子：“我講的話，青年們我相信當然歡迎的，但是黨國要人們聽到，恐怕要加我反動的頭銜呢。不過，我相信我的總司令是十二分相信我，絕對不會有絲毫懷疑。我也管不了許多，要講還是講我的。” 對于蔣介石張揚傳統思想的舉動，其內心并不以為然。當蔣介石要求其閱讀曾國藩、王陽明著作時，陳誠的回復是：“雖讀戚王曾胡之書，實際只可供參考資取法而已。若須與往哲精神同游，無論在事實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蓋勉力學之，終難避畫虎不成之譏也。職除受總理遺教之熏陶外，固無一事不以鈞座之意旨為意旨也。” 1933年初，陳誠所部在第四次“圍剿”中遭遇挫敗，蔣介石屢電陳誠，一方面以精神修養相戒，另方面則敦促陳誠研習傳統兵書：“近日戰況處處陷于被動。弟必煩悶愁慮。望詳讀孫子，尤須注意其地形篇。并囑趙、羅、吳等各軍長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墜勢，再振士氣也。” “今日中路軍之戰況，處置之道，應照孫吳兵略問答中第一篇之散地原則行之。惟此書各篇問答實為我剿匪軍唯一之要典，而于進剿軍進剿時所遇各種之情形與處置尤應服膺也，望督促各軍師旅團長時時勤研。” 4月9日，蔣介石長函陳誠，指點軍事部署之余，與陳談格物致知之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對蔣介石的上述指導，最能反映陳誠真實心理的，是其寫給妻子的家書。1931年6月，在給妻子的信中他說到：“下午蔣先生招各將領講《曾胡治兵語錄》。在此百忙之中，蔣先生有此種精神，實可佩服。惟所講我稍有不同意處，蓋戰術固有一定原則，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 這是說得比較客氣的。同月，在給妻子的家書中他對總座(顧祝同)就尖銳得多：“總座給我一部《讀史方輿紀要》，一部《江西全省輿圖》，而且再三同我講這兩部書，對于現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們中國的不長進，一切都是復古。或許是我的腦筋過敏吧？但一比較其它的國家來看，我只有慚懼。” 其實，就了解江西實情而言，這兩部書并非沒有價值，或者說比蔣介石所推崇的王學及曾左等更具價值，陳誠借顧祝同大發感慨，其實不無借題發揮、指桑罵槐之意，鋒芒所指當是此時與他大談窮理致知之學的蔣介石。

可以看出，對于傳統思想，蔣介石和陳誠間可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蔣有蔣的邏輯，陳有陳的思路，這或許就是蔣陳間當年的代溝。蔣介石的教誨在陳誠這里遭遇的命運顯示，雖然蔣介石尚有一言九鼎的威勢，但陳誠卻未必會三緘其口。畢竟，時代在變化，即使是國民黨內，對于文化的未來走向，也會有不同看法，蔣介石的老套修身主張，在其最信重的陳誠這里，就已經遭遇軟性抵抗，其進一步推展的可能，大致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