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爾基的日記里和信件里私下稱斯大林為“主人”，經常會有“沒有機會和主人談話”，“因為主人身體不適，沒有到我這里來，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字樣。作為一個作家能向“主人”表達的回報只能是語言和文字。而斯大林深知高爾基這個人歷來缺乏定數，他性格當中有很容易“被人利用的”的弱點。

“不合時宜”者：高爾基與1917年革命

1917年俄國發生大革命。3月(俄歷2月)革命發生時，憲政民主是主要訴求。11月(俄歷10月)布爾什維克奪權后也仍然重申這一訴求，還把推遲多黨議會(立憲會議)選舉作為此前臨時政府的罪狀。因此如果說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奪權后也沒有變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其自己當政主持的這次選舉中慘敗后惱羞成怒，以武力驅散議會、廢除憲政而改行“專政”，“民主革命”才告終結。

另一方面，由于不得人心的斯托雷平改革嚴重挫傷了自由派的聲譽，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急劇左轉，臨時政府在幾個月內數次更迭，自由主義者陸續離開，社會主義者成為主導，到十月奪權前夕最后幾位自由主義部長也已準備辭職。即便沒有這次奪權，出現“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也已是定局。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從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手中奪權。這樣的奪權能否叫“社會主義革命”，實在大成問題。而二月革命建立的民主更難說是“資產階級民主”，因為這民主一開場就廢除了斯托雷平的資本主義改革，建立了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的二元政權，而即便按后來蘇聯官方的說法蘇維埃也是“無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不久也由社會主義者主導。這種廢除了資本主義改革又把社會主義者送上了臺的民主如果也是“資產階級”的，那除非把“社會主義”定義為沒有任何民主的赤裸裸專制了。

所以如果要用“民主”與“社會主義”描述1917-1918年間的俄國，恐怕只能說二月革命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十月奪權不過是一批社會主義者趕走了另一批社會主義者，而且當時也說是暫時的。至于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所做的只是廢除了憲政民主而已。

因此就不難理解，作為社會主義者的高爾基會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

“十月革命”時，高爾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維克的立場上來看待這場以布爾什維克為首的“政變”的。尤其在新當權者開始封殺孟什維克后，高爾基用募捐主辦的《新生活報》已成為孟什維克聲音的主要來源。不愧為大文豪的高爾基，用大量的文學語言對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徑進行了鞭撻和批判。

十月武力奪權以后，高爾基在他的《新生活報》上發表了大量表達憤慨的言論。他說，“這是一場沒有精神上的社會主義者、沒有社會主義心理參與的俄國式的暴動，是小市民動物性的大釋放，下一步它將會轉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為時不遠了”。

高爾基指出：在這次事件中，“無產階級既不寬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沒有創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東西。布爾什維克斷送了、淘空了、毀壞了祖國，把俄國作為一個瘋狂的大試驗場，把人民變成他們革命夢想的試驗品”。“列寧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場極端的獸性試驗，列寧為了自己的試驗讓人民血流成河”。布爾什維克煽動起農民“劫不義之財”的投機心理，因為靠正派的勞動建不起大瓦房，把私有財產說成是剝削得來的不義之財，正好趁火打劫。布爾什維克對民眾的暴動就像哥薩克在河灘劫掠商船時對伙計們下的命令：“都到船頭上去。”布爾什維克煽動的是惡意、仇恨、不負責任、幸災樂禍和趁火打劫。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場“政變”中把自由、人格引向屈辱和仇恨，列寧和他的戰友可以干所有卑鄙的事情。這場以“人民”為名義的革命，只不過假借人民稱號而已，人民只不過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對革命只是一種材料，一旦他們有了自我意識，革命者就會毫不猶豫地懲罰他們。“形形色色的小野獸在《真理報》的教唆下”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反對知識分子。(上述引文均出自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他怒斥列寧：“蘇維埃政權這一切行為只能激起我對它敵視的情緒”(《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一期，239頁)。類似的言論在高爾基的文集《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一時期他在《新生活》上言論的匯總)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這些“惡毒攻擊”列寧和十月革命的語言出自高爾基之手，很難把它們與1905年革命中“左傾化”的“無產階級作家”聯系起來。人們不得不承認，高爾基的確又一次發生了驚人的大轉變，他的價值觀的天平又一次擺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場上來了。

人們從《新生活報》上讀出的不是“無產階級海燕”、不是“紅色文豪”，而是一個承擔著“社會良心”角色的高爾基，他對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時發出的“來福槍驅散了俄國近百年來最優秀分子為之奮斗的夢想”的著名抗議義正詞嚴，令人震撼。這時他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完全不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如果不是“兩個對壘陣營”的對手，至少也可以說他與新政權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后來收錄在《不合時宜的思想》文集中的文字篇篇都像討伐檄文，對布爾什維克野蠻行徑的揭露之尖銳程度達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管《真理報》撒多少謊，它也掩蓋不了可恥的事實”(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260頁)。無怪乎布爾什維克的黨中央機關報《彼得格勒真理報》當時稱，高爾基是在“為反革命服務”，他的言論給革命帶來非常嚴重的危害。所以當時《真理報》上經常發表以工人名義反駁高爾基的文章。最典型的是1917年11月23日《真理報》上刊登的“路易·諾貝爾工廠的工人特卡琴科”譴責高爾基的一封來信。信中說：高爾基這個“為人民生活了25年的‘人民作家’竟突然脫離我們，為資產階級老爺們感到痛苦”，“為浸透了撒旦毒汁的資產階級新聞的時代哭泣”，“炮制針對人民大老粗政府的可怕的文章”，而把人民描寫成“毫無個性自由觀念和人權概念”的愚昧群眾……

但高爾基不為所動，他給列寧寫信說，我坦誠，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習慣于“訴諸群眾”來搞這一套(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第2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56頁)。他面對他個人的攻擊說，“你們謾罵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從不想把自己的思想變成你們主義的附庸”。

高爾基自己的觀點這時傾向于孟什維克，但他并不只為孟什維克爭取言論自由，對于“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言論，他明確地堅持“不同意你的主張，但堅決捍衛你發表主張的權利”。針對布爾什維克踐踏新聞自由、取締其他黨派的報紙，高爾基說：“我發現，《語言報》和其他資產階級的報紙被用拳頭堵住嘴，只是因為他們同民主派(布爾什維克的另一種自稱)是敵對的，這種做法是民主派的恥辱。難道民主派覺得自己的作為是不對的，所以懼怕敵人的批評？難道立憲民主黨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強大？只有用對身體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戰勝他們？剝奪出版自由，這就是對身體施加暴力，而這是與民主派的頭銜不相稱的。用恐怖和蹂躪暴行嚇唬那些不想參加托洛茨基在俄國廢墟上組織舞會的人，是可恥的事，也是犯罪的事。”(《新生活報》1917年11月12日，179期)高爾基質問：布爾什維克半年取締的報紙比幾代沙皇加起來取締的還要多，為什么害怕與自己不同的意見，難道把社會公眾的思想也要變成國有的嗎？要把國家變成巨大的監獄嗎？

高爾基承認俄國社會變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認為人道主義的理想在革命中發生扭曲，在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對待文化遺產及科學家等問題上，高爾基不斷地與掌權的布爾什維克發生沖突。為了保護國家圖書館，避免布爾什維克銷毀不符合他們政治口味的圖書，他表示了強烈的憤慨，甚至以放棄蘇俄國籍作為代價。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他曾經說，他憎恨盤踞在克里姆林宮的整個布爾什維克，他在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明確說，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干了多少卑鄙齷齪的勾當，這個政權“正在激起我對它的反感”。他從未把那時的布爾什維克引為同道，對他們都是以蔑視的第三人稱相稱。托洛茨基曾說，這時的高爾基與“反革命”沒有兩樣。1919年列寧在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說，“高爾基與共產黨的分歧日益加深”。而斯大林說，1917年辦《新生活報》的高爾基實際上是一具“政治僵尸”。

尤其有意思的是，高爾基這時還想起了幾年前他痛罵并主張禁演過的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對這部影射“革命痞子斯塔羅夫金們”的劇作，如今的高爾基發出了強烈共鳴：“《群魔》中那些什么勾當都干得出來的小人與這些被(契卡)迫害的教授毫無共同之處。”后來的評論家感嘆道，同樣是這部劇目，同樣的高爾基，5年前的強烈抵制與5年后的高調贊同，是什么原因使高爾基發生了如此180度的大轉變？

唱白臉的列寧與“冒傻氣”的高爾基

除了公開的批評，高爾基還憑著他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的舊交情，在內戰期間寫了上百封信為許多被捕的知識分子求情。與幾年前“禁演風波”中高爾基幾乎成為“知識界公敵”的狀況相反，這時的高爾基幾乎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庇護人和保護傘。他同時還發表了許多同情知識界、譴責痞子侮辱斯文的言論。他譴責“契卡”僅根據這些教授過去的黨派歸屬就隨便亂抓人，“把吃不飽肚子的老教授塞進監獄，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權力的白癡的拳頭。”

在“契卡”看來，高爾基的所作所為已經具有反蘇維埃的性質，只是看在列寧的面子上沒有動他。布哈林寫信給列寧說，看了他登在《社會主義通信》上的那篇文章，“我非常生氣，本想在報紙上罵他一頓，又覺得應該跟您商量一下，請把您的看法寫信告訴我”。說起來列寧一直對高爾基比較客氣，在他和有關部門發生爭執，需要列寧作仲裁的時候，列寧甚至經常偏向高爾基。對高爾基求情的一些實事(主要是要求釋放某某)，列寧也給過高爾基面子。列寧早就說過“高爾基始終在政治上最沒有主見而且容易感情用事”，他一再提醒高爾基不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一起”。但高爾基不買賬。他說，“我和共產黨人意見分歧的地方，是如何評價知識分子……的作用這個問題上。在我看來，他們是我國所積累的最寶貴的力量”。1919年10月6日，高爾基對列寧的知識分子政策不滿，他在給列寧的信中說，“俄國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人，我了解得不比您差，而且如果您還記得的話，我是俄國文學家中最先對知識分子持強烈否定的人之一”。有人認為列寧這樣做，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從私情出發安撫高爾基，列寧認為這樣說“完全不對”，他對高爾基的遷就“決不是無原則的”。那么為何列寧對高爾基如此寬容？

研究“動機”是很難做到實證的，因為動機藏在心里，別人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蟲”，怎么能看得見？哪怕你找到了他說的或寫的“動機”證據，說的寫的是否就是心里真正想的也還是難說。所以研究動機還得靠推理。筆者認為，列寧主要是基于兩種考慮。首先當然是歷史上的交情：高爾基的前妻——就是那個“激情美女”安德烈耶娃曾經是俄國分裂派富豪捐給反對派的大筆遺產的遺囑執行人，在各反對派團體為此競相籠絡高爾基之時，他們夫婦總的說來還是特別看好布爾什維克，給了列寧們最多，尤其在1907年布爾什維克最困難的時候，高爾基夫婦完全是他們這一派的“金主”。列寧不能不念這個舊。

但這恐怕還是次要的，以列寧的性格他并不是個感情至上的人，對舊恩翻臉的事也不是沒干過。他照顧高爾基的面子主要還是為了利用高爾基在國際上的聲譽和能量，他可以在國際交往中扮演政治家無法做到的事情。尤其當時在國內外都極度孤立的情況下，高爾基仍然是新政權能借之獲得外界捐助的僅有中介。在這方面，保留高爾基就好像1949年以后新中國保留“舊香港”。如1921年的饑荒賑災高爾基就出了大力氣，美國社會活動家杰·戴維斯等大施主來俄國就是高爾基牽線搭橋的，即便他出國以后還為此事奔走。

另外，列寧不動高爾基還有一個考慮：高爾基是列寧當時在知識界的最后一個朋友，列寧從政治上需要保留這么一個“諍友”以向那些譴責他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們證明他的大度與開明。以列寧對高爾基的了解，他雖然經常冒出令政治家惱怒的“傻氣”，但根本上仍是站在新生政權的立場上，并不是蘇維埃政權真正的敵人。

不過面子盡管給，列寧對高爾基玩的手腕也非常老到。通常是列寧讓季諾維也夫與他共同唱紅白臉，季諾維也夫唱紅臉，自己唱白臉。經常是高爾基為某人求情，列寧當場答應，轉身卻把高爾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給季諾維也夫，并向他下指示，“趕快動手”！然后再向高爾基表示遺憾：我也想救，唉，來不及了……于是既領了高爾基的人情，也保留了列寧的文明形象，這一手曾屢次使用，并且屢試不爽。

列寧還多次建議，并具體安排高爾基離開首都，到外地和“下面”走走看看，以加深他對俄國變革的理解。后來這在我國被描述為一種意識形態行為，即知識分子應該深入社會，“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其實，在俄國“到民間去”和“群眾”崇拜主要是一種民粹派傳統，并非列寧的話語。相反列寧倒是一直強調“灌輸”論，即群眾是落后的，先進思想需要精英從“外面”灌輸(往往還意味著強制性灌輸)給他們，尤其對占俄國當時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列寧終生都很鄙視，這與毛澤東很不相同。后來即便在蘇俄整肅知識界的高潮即斯大林時代，也只是把倒霉者關進勞改營或者流放到荒無人煙的地方，而從來沒有搞過我國那種“上山下鄉”。那么列寧當時讓高爾基離開首都是為什么？實際上就是為了政治上的方便，每當要在首都布置大逮捕等鎮壓行動時，就以這種手法把高爾基打發到外地，免得他又大驚小怪地咋咋呼呼，弄得列寧礙手礙腳。

對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后的轉變，俄國知識界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從“左傾激進主義”的潮流中退下來，不意外的是人們又看到了良知、人性在高爾基身上的蘇醒。1921年不滿意蘇維埃政權的高爾基又一次離國出走了，先在德國，后來長住意大利，這一去又是10年。如果高爾基在國外繼續堅持他的維護正義、伸張人性、抗議強權的立場，仍不失為一幕壯麗的悲劇。

回國之路：1928年以前的高爾基

列寧去世后的1924年，高爾基還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我不回俄國，我覺得我在俄國扮演了四面樹敵的角色”。

但實際上，高爾基回國定居的愿望是很強烈的。因為與1906年第一次在意大利定居不同的是，那時他手握巨額捐款，是反對派俄僑競相討好的“金主”，現在他卻處在情緒對立的僑民包圍之中。意大利的白俄并不因為他在革命后“不合時宜”而視他為同類，而仍然把他看成可惡的“革命海燕”。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上臺后高爾基所處的政治環境惡化，他處在被監視中，高爾基在意大利的廚師就是警察局的人，1925年9月高爾基給墨索里尼發去電報強烈“要求制止這種奸細行為”，否則他就離開意大利。

高爾基從來沒有打算在意大利扎根久居，也沒有在那里安家置產，而且不懂外語的他始終沒有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圈。從不斷接到的俄國的來信和報紙中，年老的高爾基的思鄉之情越來越濃烈，客居他國所有的孤獨痛楚只有他自己知道。當時他是懷著沉重痛苦的心情離開俄國的，而現在看到蘇俄不但生存下來，而且正在日益發展壯大，他心里在為自己當時的情緒化懊悔。高爾基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蘇聯“進入了新生的時代”，“國內生活的進步越來越顯著，從旁觀的角度可以進行比較，俄國共產主義領袖們的驚人毅力令我嘆服”，“我相信他們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點的”。“你從蘇聯能更清楚看到德國、奧地利的一系列事件的黑暗和虛偽性。”

此時他開始從自己原來“不合時宜”的立場上退下來了，一改過去譴責布爾什維克獨斷專橫的做法，開始多次強調黨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的重要意義。他認為“一國社會主義”的蘇聯處在四面受敵當中，以舵手為中心的團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盡管他在充分肯定蘇聯的偉大成就時，還給自己留了一個小尾巴：他仍然不太堅決地強調，我不能在“迫害文化人的事件中與他們妥協”。國內的文化團體一直就呼吁他返回祖國，但是他知道以他當年為抗議新政權“濫施暴力”的態度，沒有最高當局的首肯，任何個人與團體的邀請都是無用的。而此時的蘇聯也沒有忘記高爾基，甚至可以說，高爾基的一舉一動都在斯大林的掌控下，對他想回國又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臺階下來的心理動向也是摸得一清二楚。

而這時作家本人可能還不知道，蘇聯國內圍繞高爾基回國正在展開一場權力斗爭的較量。1924年列寧去世以后蘇共黨內度過了一段集體領導的“政治空白期”，隨后斯大林相繼與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聯盟反對派和布(哈林)李(科夫)右翼反對派展開黨內斗爭。因為高爾基與列寧的私交甚篤，以及他出國這10年比較超脫的政治立場，黨內斗爭的雙方都在爭取獲得高爾基的支持。加之高爾基在蘇聯孤立期間的特殊的政治態度使他在國際上有巨大的影響力，以及他個人與世界文學界的廣泛聯系，有著很大的活動能量和“軟實力”，以至于連斯大林都承認自己無法估量到高爾基在國際上的影響和作用。更何況當時在斯大林根基不穩、黨內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非常需要列寧的“摯友”來為自己增添政治砝碼，列寧與偉大作家的“友誼”會自然延伸到斯大林身上。

另外，高爾基在倫敦存放有大批檔案，黨內的人物都不知道高爾基手中的這些“秘密武器”會具有什么樣的殺傷力。所以此時的高爾基已經不是作為“文學家”，而是作為黨內斗爭重要資源成為各派相競爭奪的對象。斯大林更清楚，高爾基是政治資本，于是高爾基高調回國變成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事件。

首先，蘇聯方面向高爾基伸出了橄欖枝，由斯大林選定的新聞出版局局長、高爾基的舊友哈拉托夫先期做了一些鋪墊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報》以“向高爾基致敬”為題紀念高爾基創作活動35周年，并宣布成立慶祝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35周年和誕辰60周年組委會。原來初步擬定組委會名單只是些文化名人，后來逐漸升級到除了斯大林外的全部黨內高層出場。

到1928年，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36周年的紀念日在并不“逢5逢10”的情況下更被拔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高度。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組織一連串的電報和信件從俄羅斯發往意大利，各界民眾在這些電文中抒發了對“革命海燕”的思念之情。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的那些憤怒的譴責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蘇聯國內反而滑稽地把高爾基變成了“十月革命的堅決捍衛者”。1928年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命令，表彰馬克西姆·高爾基“與反對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進行斗爭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同年蘇聯人民教育委員會、全蘇共青團、全蘇職業協會、政治教育委員會五大部委聯合起來發布關于舉辦紀念活動的專門決議，全國各地展開了隆重的籌備活動。中央委員會向全國各行業組織發出號召，要求所有下屬單位積極投入籌備舉辦高爾基的紀念活動。莫斯科市委發表致“全市人民的公開信”，提出普及高爾基作品的重要意義。幾乎所有的省都成立了“高爾基紀念委員會”。

對高爾基紀念活動的規格之不同尋常，評價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一般的人都看不明白其中的奧秘，很多人對此感到大惑不解，即便是列寧的“真正戰友”如斯維爾德洛夫等人也沒有被捧到如此尊貴的地步，更何況是列寧的“黨外朋友”，一個作家為什么會享受那么高的榮譽。如果是因為他對俄羅斯文化的貢獻，那么1928年同樣是托爾斯泰誕辰100年周年紀念日，把這兩個經典作家紀念活動作一個對比就可以看出，與高爾基相比，托爾斯泰簡直算得了什么？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記了國內戰爭時期高爾基的言論，“拉普”的人就從來沒有把高爾基列為無產階級作家，一再提到他1917-1918年的言行。他們揚言說，高爾基是不折不扣的“隨機應變、喬裝打扮的敵人”。執政當局夸大其詞的贊揚，無以復加的吹捧，以此來提高高爾基的聲譽是別有用心的。西伯利亞的文學組織“現代”小組也反對美化高爾基，他們一再從“左”的方面揭高爾基的短，把他在十月革命期間與布爾什維克的沖突拿出來曬一曬，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高爾基扮演過十月革命的反對者的角色。

但這些不同聲音對已經登上權力頂峰的斯大林來說只不過是“小菜一碟”，一出手就擺平了。蘇共中央針對“西伯利亞文藝組織反對高爾基的問題”做出決議。決議中說，“西伯利亞部分文學家的這種行為……從根本上與工人階級對偉大革命作家高爾基同志的態度背道而馳。”對高爾基的攻擊被認定是“胡作非為”，應予以組織處理：給西伯利亞文學派以警告處分，解除雜志總編輯的職務。這種以政權強制力量出面以維護高爾基聲譽的做法，在蘇聯的歷史上開創了三個第一：第一次為維護一個作家而給一個群眾組織處分;第一次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介入文學家之間的爭論;第一次以處理國內文化團體來上綱上線地偏袒流亡在海外的作家——這大概也是整個蘇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了。更有甚者，當時的《莫斯科晚報》還立即發表文章說，“對我們最偉大的作家高爾基的傷害僅僅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兇惡陰險攻擊的一部分”！

于是高爾基回國之路異乎尋常地暢通，國家元首般的禮遇讓高爾基感激涕零。

“文豪”崛起：斯大林與高爾基的“主仆”關系

不知高爾基本人是否陶醉在盛大的歡迎場面中忘乎所以，西方報刊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認為蘇聯方面動用全國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爾基只不過是蘇共黨內斗爭的雙方都想利用的“棋子”。作家支持黨內的哪一派有利于加重該派的政治砝碼。有的報紙還以《寄希望于高爾基》為醒目的標題發表文章，文章說，“在蘇聯各方面都一片悲觀的情況下，高爾基回國演變成具有政治色彩的重大事件，各派指望利用高爾基招牌和聲望加強自己的影響”。而反對派也寄希望于利用高爾基的知名度獲得支持。

聰明的或者說是“糊涂的”高爾基沒有像他在十月革命后發表言論那樣“口無遮攔”，一直保持著政治立場上小心翼翼的中立態度。毫無疑問，在與這些以前的朋友的關系上，高爾基與斯大林走得更近。從1928年5月高爾基第一次從意大利回國，到1933年他再也無法離開俄國，大約每年的5月份高爾基都要到國內住到10月。蘇聯政府為高爾基在莫斯科河畔造了一座宮殿般的豪華住所，但大部分時間他都住在距離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的別墅附近。斯大林常常到高爾基這位鄰居家去，高爾基也成為唯一可以隨便去見斯大林的人。他們“一個叼著煙斗，一個吸著煙卷，單獨聚在一起，喝著葡萄酒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高爾基非常清楚，與沙俄時期知識分子拒絕成為任何意識形態工具的狀況不同，他的回國是與斯大林有條件的交換，他與斯大林之間是“主人和臣仆”的關系，回國的這一切優惠條件都是蒙“主人”賞賜的。在高爾基的日記里和信件里私下稱斯大林為“主人”，經常會有“沒有機會和主人談話”，“因為主人身體不適，沒有到我這里來，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字樣。作為一個作家能向“主人”表達的回報只能是語言和文字。而斯大林深知高爾基這個人歷來缺乏定數，他性格當中有很容易“被人利用的”的弱點，他說：“高爾基虛榮心強，我們應當用粗繩索把他拴在黨的身上”，我們要用榮譽把他拴住，讓他高興，讓他知道，如不聽話就會失去很多東西，高爾基只要上了這個套，我們就要加以利用。只要高爾基踏上回國之路，就不怕他不聽使喚。

1929年12月，《真理報》發表紀念斯大林50周歲專刊，對斯大林的頌揚在當時來看雖然達到一個高峰，但是還是無法與高爾基后來的諂媚相比。在蘇共中央的賀詞中，斯大林充其量被稱為“最卓越的列寧主義者”。而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對高爾基的政論文章的統計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名字出現的頻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并且諂媚的用詞造句越來越明顯：最初在1931年提到斯大林時，只不過是一種事實敘述，比如“斯大林同志說……”，以后就開始出現贊揚的定語，1932年：“列寧的忠實、堅定的學生”，“我們的領袖”，到1933年：“列寧的繼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長的、強有力的領袖”，1934年達到“應當堅定不移地理解和記住，列寧的黨的革命工作是多么偉大，今天這個工作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將更加偉大和充滿智慧。”“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義，增長得越來越快”。“第二個列寧”桂冠也是高爾基給斯大林戴上的，他說，“您是偉人，真正的領袖，而蘇聯的無產階級是幸福的，因為領導他們的是一個在邏輯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稱第二伊里奇的人”。

斯大林承認這些話他聽起來十分受用，對高爾基的“贊揚”無論怎樣“都不能做到無動于衷”。后來在1935年10月季諾維耶夫第一次把馬、恩、列、斯四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從此產生了“四大導師”的提法。所以說高爾基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奠基者一點也不過分。接下來斯大林還要從高爾基身上得到更多的東西。

可以說從高爾基參加了斯大林的政治游戲開始，他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高爾基開始通過自己的文學才華“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用別人的鮮血為自己謀到一個距離斯大林不遠的位置”。高爾基的這一次“轉變”比他此前的任何一次價值觀“擺動”幅度都要大得不可想象，過去那個在強權面前的“不合時宜者”、社會良知的晴雨表已經徹底湮滅，他那傳統俄國知識分子的形象也被徹底顛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