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馬棚崗，李宗仁險遭不測

李宗仁，字德鄰，1890年出生于廣西臨桂一耕讀農家，與兩廣風云人物葉挺、葉劍英、李濟深、白崇禧等同屬客家人。李宗仁自廣西軍校畢業后開始步入軍界，與白崇禧、黃紹聲氣相投，均擁護創建民國矢志革命共和的孫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國民黨，共組定桂軍，先后擊敗陸榮廷、沈鴻英、馬曉軍等廣西大小軍閥，統一廣西。

1926年，李宗仁又率第七軍參加北伐戰爭。其時他的搭檔白崇禧則出任北伐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兩人有勇有謀，能征善戰，立下赫赫戰功。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李宗仁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并奉派指揮桂系主力兩個軍與蔣介石、馮玉祥等軍共同進行“二次北伐”，聯合對張作霖統率的奉軍作戰。此后，桂軍加上被收編來的唐生智部隊由武漢打入河南，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山海關。桂系勢力達于極盛。

這令蔣介石深感不安，他與桂系的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4月，蔣桂戰爭終于爆發，并以桂系戰敗，李宗仁下野赴香港而告結束。兩年后，逐步恢復元氣的桂系又卷土重來，聯合廣東的陳濟棠共同策劃反蔣。1931年5月，以粵桂聯合之武力為后盾的國民黨“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決定另立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相對抗。

李宗仁出任國府委員、軍委會常委。他已成為廣州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讓白崇禧、黃旭初坐鎮廣西南寧，與廣州聯成犄角之勢，他自己則在廣州與陳濟棠、張發奎共同主持軍事方略，謀劃對付蔣介石可能發動的進攻。那時，各派力量都打出抗日旗號。

廣州方面亦是如此，抗日態度比南京中央政府激烈。然而，為了改善部隊武器裝備，提高戰斗力，桂系、粵系的軍事首腦又都與日本方面進行秘密聯系，謂之“策略”。

李宗仁密派王乃昌到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希望購買一批火炮、戰防炮和輕重機關槍。日方為拉攏桂系，表示可以認真考慮，也贊同李的反蔣立場。日本駐廣州總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等也經常出入位于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寧見白崇禧，往來頻繁。

雖說對外界保密，但還是被軍特處(軍統的前身)廣州站特工偵悉，密報戴笠。那時的戴笠已與中統分開，自立門戶，力量雖說尚很有限，但辦事效率較中統為高。戴笠知道李宗仁已成主子蔣介石的眼中釘，在向蔣匯報廣州方面李宗仁等與日本人的秘密往來的情況后，特別提出：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妨派出幾個刺客潛往廣州，將最具威脅性的李宗仁干掉。這一來，兩廣方面的反中央氣焰必定大減，極可能維持不下去。

蔣介石是個城府極深的人，這一兩年里，他已發現自己這個長著一副馬臉的浙江同鄉后輩于弄權謀搞情報方面頗具天賦，比之中統的陳果夫、徐恩曾有后來居上之勢，故特讓他另立門戶，任軍特處長。

蔣介石心中明白：眼下，若出兵進攻兩廣，實為下策，等于是給軟禁在南京湯山的政敵、兩廣方面的“靈魂”人物胡漢民幫忙，也會大失黨心、民心，但是如能暗殺掉李宗仁當然再好不過了。當下，考慮再三，他指示戴笠可相機行事，但必須絕對保密，否則，麻煩就更大了。戴笠銜命而去。

1931年7月，地處華南的廣州炎熱難耐，所幸的是來自南海上的臺風常帶來亞熱帶的暴風雨，驅走些暑氣，讓羊城百姓們享受數日涼爽。住在珠江邊南洋旅館的王乃昌接待了一位來自天津家鄉的不速之客。他自稱名叫譚金龍，讀過南開大學，曾當過英國商行職員，因酒后打傷了英籍同事而被辭退，一度失業，現來廣州想謀一份差事。他是在上海聽一朋友說王乃昌在廣州李宗仁麾下擔任特聘政治參議，特慕名投奔來的，欲請其為自己幫點忙。

王乃昌愛聽奉承話，況且照譚金龍這么說，他還是自己的學生輩哩，因為王乃昌在未從政之前就在南開大學任過講師。他曾留學日本，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1929年他為謀個前程投到在平津一帶很有點名氣的親日派政客肖振瀛的門下，當上其助手，主要是充當日語翻譯，見過土肥原、喜多誠一等日特大頭目及梅津美治郎等軍政官員。王乃昌主張中日友好，他對蔣介石特別厭惡，認為此人不配當中國的領袖。日本軍部處心積慮分裂中國各派力量，特通過肖振瀛派王乃昌與華南的李宗仁等拉關系。

王乃昌卻被李宗仁留下來，許以優厚待遇，請他協助與日本方面打交道……王乃昌慨然答應幫助譚金龍。只幾天兩人就混熟了，天天一塊上茶樓、酒館、戲園子尋歡作樂。

其實譚金龍正是戴笠密派來廣州的五個刺客之一。他是出面摸情況的。他的四個伙伴則藏身于學宮路附近一家旅店里。譚金龍以鈔票開道，輔之以三寸不爛之舌，迅速博得王乃昌的信任，獲取了有關李宗仁生活規律的若干情報。7月28日，譚金龍得悉李宗仁將經由肇慶返回南寧與白崇禧、夏威、廖磊等桂系將領開軍事聯席會議。

他立即與馬斌、涂文煥等同伙碰頭，謀劃在東山以西13公里的山間公路上設伏襲擊李宗仁的座車。為保行動成功，還請軍特處廣州站的同伙們協助，在路邊樹林間墳堆上架上一挺機槍，并在路上埋設以電線引爆的定時地雷……

這一招確實夠歹毒的了。然而戴笠手下的特務們低估了李宗仁的安全保護能力，這次暗殺計劃被挫敗了。原來，李宗仁為人很精明，愛思考問題，他對“日本通”王乃昌并非真的信任，而是出于利用。他在內心深處是很厭惡日本侵略者的，他牢記著甲午戰爭之恥與清廷被迫割讓臺灣之恥，牢記著當年日本在大連屠城的深仇大恨。他是個有血性的愛國將軍，斷然不愿出賣祖國和同胞利益充當親日大漢奸。在廣州他很注意安全工作，調來在桂林任駐軍團長的族侄李志浩充當貼身副官。衛隊連的120名衛兵均經過再三挑選，堪稱精銳。

東山馬棚崗官邸戒衛森嚴，設內外三道崗哨，夜里都有衛兵組站崗巡邏。李宗仁接到保衛處長韋云泰報告說王乃昌近期與一個譚姓北方籍男子交往密切，即產生懷疑，命韋處長通知廣州公安局核查此人真實身份，并加以暗中監視。李宗仁又密派自己部下兩名參謀換上便衣參加對王乃昌等人的監視，并另行物色可靠的日語翻譯。7月27日，李宗仁有意在王乃昌及參謀長張任民等人面前說他要回南寧開會，其實，他并沒有外出的安排。他只略施小計便挫敗了譚金龍等軍特處特務的一次暗殺密謀。

案發后，王乃昌自感大失面子，向李宗仁認錯，并提出辭職。李未多加責難，還好言撫慰，給他一筆錢，讓他妥善安排生活——李宗仁覺得此人雖很不可靠，但眼下尚可派上“特殊”用場。至于譚金龍等幾個刺客被捕后，對他們干的事均如實招認，但仍難逃一死，只是老成持重的李宗仁對外界嚴加保密，只當沒發生過謀殺一事。

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寧粵雙方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巨大壓力，宣布統一，但兩廣仍處于半獨立狀態。

南京，毛人鳳奉命謀殺

1945年抗戰勝利后，李宗仁由位尊權虛的軍委會漢中行營主任改調任北平行營主任，偕同夫人郭德潔和幕僚程思遠、劉仲容等一行人飛往古都北平，住進中南海。他的作風較開明，常召開座談會，虛心聽取教授學者等社會賢達名流的建議，限制特務胡作非為。在北平的歐美各國人士均對李宗仁有好評。李宗仁躊躇滿志，勁頭更足，有心以后通過民選問鼎中央。他的表現更受蔣介石猜忌，雙方的矛盾也更激化。1946年“國大”召開，李成為“廣西省”代表。

1948年3月，南京又召開“行憲國大”。李宗仁籌備妥貼后，于當月22日率競選團直飛南京，參加副總統競選，設競選總部于太平路上的安樂大酒店。經過幕前幕后的運籌組織，他終于戰勝了得到蔣介石幕后支持的孫科，在5月22日當選副總統。

當時，國民黨政權已在內戰中敗北，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政局動蕩，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前景一片暗淡。專制獨裁成性的蔣介石不自作反省，反而更加遷怒于與他明爭暗斗了數十年的李宗仁，認為他“仗持桂系武力，心懷異志，不顧大局，實為黨國之罪人”。1948年6月，蔣介石密令偽國防部保密局長毛人鳳籌劃刺殺李宗仁。毛人鳳銜命后曾在中山北路上“誠廬”召集沈醉、郭旭、徐志道等特工頭目密商。沈醉等人也做了周密的準備，伺機下手。

當時，李宗仁夫婦住在南京鼓樓傅厚崗9號，此系一座帶花園的法國式雙層樓房，與李濟深等軍政大員為鄰，旁邊還有一所基督教堂和幾塊菜地。李宗仁對自身安全一直頗為注意，他的衛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且都是廣西子弟，個個勇猛善戰。為了有效防范蔣介石一方可能搞的暗殺活動，李宗仁的副官和警衛長特在傅厚崗、三條巷、鼓樓一帶秘密安置了十幾戶廣西籍“居民”，都是警衛部隊的骨干，借擺香煙攤、開小雜貨店、修車行等行業為掩護，以監視出現在這一帶的可疑人員，一有異常情況，便采取行動，連教堂旁邊都設有暗哨。

1949年1月，蔣介石迫于北方各主戰場的重大失敗，又受到桂系的白崇禧等實力派的壓力，只好暫告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暗中遙控政局。毛人鳳為表示對主子的忠心，隨主子共進退，也辭去保密局長之職，指定處長徐志道為局長，但實權仍由自己掌握。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奉化三地之間，繼續反共反人民，捕人、殺人，甚是猖狂。

徐志道以當年率軍警在孝陵衛附近山坡小廟里找到被日方有意安排“出走失蹤”的日本駐南京使館外交官員藏本，從而挫敗了日本蓄意挑釁的計劃而揚名一時。他也是有野心的人，對當上局長后有職無權很不滿。他看美國方面厭惡蔣介石，欣賞作風較民主的李宗仁，遂有意與桂系接近，獻殷勤。李宗仁當然想利用他，遂派程思遠出面約會徐志道，還在中央飯店宴請他，禮遇甚高，令徐志道很感動，借著幾分醉意，道出毛人鳳已作部署暗殺李代總統的計劃，表示自己無意參與，可守“中立”，并隨時提供情報……這等于是站在李宗仁一邊。

李宗仁聽取程思遠匯報后，嚇出一身冷汗，更不敢掉以輕心，但又不能深居簡出，因他幾乎天天要去總統府視事辦公，主理國政哩。為加強安全，他聽從了身邊高級顧問劉仲容的建議，特與安徽省主席、桂系將領李品仙聯系，迅速地從蚌埠明光抽調一個半團的精銳部隊來南京，分駐扎在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云南路和雞鳴寺附近，并配備了一批美式軍車，屏衛李宗仁的官邸和國府路(今長江路)上的總統府。

1949年2月29日，毛人鳳從奉化潛回南京，籌劃刺殺主張與中共進行停戰和談以達到劃長江而治，真正地取蔣而代之的李宗仁。他奸詐陰險，辦事力求穩妥。他發現李宗仁已作了嚴密防范，無從下手，而且沈醉等骨干也都遲疑不決。他審時度勢，暫時終止暗殺計劃，但遷怒于徐志道，認為徐志道就像兩年前投靠李宗仁的北平市社會局長、軍統干部馬漢三，兩面三刀，不堪信任。此外，促使蔣介石、毛人鳳一伙不敢輕舉妄動的另一外部原因是白崇禧以華中剿總司令長官的名義統兵30余萬坐鎮長江中游重鎮武漢。白崇禧一直與李宗仁搭檔，是桂系核心人物，桂系的李品仙又近在安徽，他們當然不會同意蔣介石對李宗仁下毒手……最倒霉的就是當時只做了一年保密局長的徐志道，他逃到臺灣不久就被蔣介石下令拘押，扣上幾個罪名送進牢房。

昆明，危險又一次逼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誕生，隆隆禮炮聲伴著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激昂旋律昭示中國歷史揭開新的一頁。解放戰爭已接近于結束，蔣介石不甘失敗，猶作困獸之斗。他逃往臺灣后還妄圖守住西南數省，而李宗仁情知國民黨大勢已去，也有自己的算盤，那就是在廣州及西南失守后，他攜家人出走國外。反正他是不會再去臺灣與老想加害于他的蔣介石共事了。

1949年11月4日，李宗仁帶著隨從一行人飛往昆明視察。云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盧漢那時已打算起義，但還沒有最后下定決心。他已與中共方面進行了暗中聯系。說來他與李宗仁代總統結過小仇，因在1929年的蔣桂戰爭中，他受蔣介石暗中指使出兵黔桂邊境，給桂系施加壓力，迫使李宗仁從湖北抽調勁旅回防老家，結果桂系很快吃了敗仗。

話又說回來，如今，盧漢的同情心在李宗仁一邊。他認為李宗仁有現實感。李兩次給毛人鳳下令，釋放被關押多年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及許多愛國進步人士就足以表明他順從輿情，政治上開明，令盧漢欽佩。為了與李宗仁消除前嫌，盧漢聽從了滇軍前輩李根源的建議。在李宗仁飛抵昆明的那一天，下令動員近十萬群眾上街載歌載舞歡迎，并騰出自己居住的五華山上光復樓供李宗仁居住。這讓李宗仁大喜過望，感到盧漢很尊重自己。過去的嫌隙如今不必再提了，連日里他接見了云南各界知名人士、滇籍國大代表等。

那時保密局的云南站長沈醉及其部下在昆明甚為活躍。他們仗著憲兵第13團和刑警大隊的幫助，鎮壓人民反抗，控制言論，綁架進步師生，逮捕列入黑名單的共產黨員，氣焰囂張，令盧漢很反感。在一次宴會上，他向李宗仁提出云南的形勢動蕩，主要是大批軍統特務橫行無忌，胡作非為，鬧得地方群眾天天上省政府上訪告狀。李宗仁氣憤地說：“這都是毛人鳳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行事。蔣先生已下野，已是一介平民了，還時時遙控政局，實在太過分了！你不必再聽命于他。”

盧漢連連稱是，乘機取出李根源、馬崇祿、金漢鼎等40多位云南知名人士聯名寫的要求從寬處理90名被捕人士的請愿書，請李宗仁批示。李宗仁心想不如留個好名聲吧，遂簽了字。“交盧主席從輕處理”。盧漢有了這個尚方寶劍，不由萬分高興。卻說當日晚，昆明城郊巫家壩機場上，從一架空軍運輸機上下來幾個不速之客。他們都穿著軍便服，頭戴禮帽，神態詭秘。他們是在臺北奉毛人鳳密令飛往昆明專為行刺李宗仁而來的。他們搭乘預先已停在機場外的憲兵第13團的一輛小汽車悄悄地駛入城內。

然而他們沒住進憲兵部隊營地，也未與沈醉的云南站聯系，卻住進光明路附近一家私營小旅館著手安排刺殺行動，準備在夜間潛入戒備森嚴的五華山風景區對盧漢官邸里的李宗仁實施襲擊。

原來，毛人鳳對沈醉在昆明的表現很不滿意，認為他在兩三個月前居然因怕觸怒主政滇省的盧漢而遲遲不敢暗殺堅持反蔣的楊杰將軍(他于9月17日在香港寓所終遭保密局特工暗殺)，實在太差勁。就是對心狠手毒的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的表現也不太滿意，嫌他殺人不夠多。毛人鳳決心再做一次努力，在臺北他從部下中挑選了三個武功高強、槍法特別準的特工，交代了任務，許以事成后重金獎勵。這三個殺手一心想露上兩手，不想他們的神秘行蹤引起小旅店段姓老板的懷疑。他本是保安司令部的線人，平日里就因其參加反戰反蔣活動的大學生兒子被特務抓走而特別痛恨國民黨特務。再說上面一再交代近日要注意形跡可疑的人，發現異常情況必須立即報告。于是段老板便向政保處龍處長作了匯報。

龍處長本是前云南省鐵腕人物龍云的親戚，又是盧漢的心腹。龍云在被蔣介石發動兵變趕下臺后即在重慶、南京兩地遭軟禁，1949年初，才從南京出逃香港。也正因有這層背景，龍處長對蔣系特務甚為厭惡。他親自帶領軍警拘押了那三個特務。審訊中經用刑，特務被迫交代了潛入昆明的目的。龍處長大為震驚，立即稟報盧漢。盧漢也很震驚，他下令將三個特務秘密活埋，對外則保密……

李宗仁安全離開云南后，盧漢松了口氣，馬上下令放了被拘押的那90個人，并下令對沈醉等保密局人員限制自由，出動部隊對憲兵第13團和刑警大隊加以監視……1949年12月8日，盧漢在昆明通電起義，五華山頂高高升起了新中國的五星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