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男女之嫌：男女授受不親一直以來為國人所共知，在古代也造就了不少的貞婦烈女，但是圣人說的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為何到后世會發展成制約男女關系的大障礙呢？

內外各處，男女異群，不窺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窺必藏形，男非眷屬，互不通名。”——這段出自《女論語》上的話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親”。不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紙上寫的，當成實際上已經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覺之間陷入了一個誤區——

根據古希臘神話的記載，男人和女人是一個圓球的兩半，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夏娃是上帝用亞當的肋骨制造出來的尤物。不管怎么說，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離不開女人的，女人也同樣不能離開男人，因此，他們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國神話系統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媧)，她“摶土為人”，取陰陽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進而有家國、社稷，最早時也不講求男女之大防。

孔夫子刪定詩、書、禮、樂、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親”的口號，后世的一些讀書不求甚解或者懷有另種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認為從孔夫子時代起，男人和女人就連一句話都不說，這真有些可笑。

從孔子到楊貴妃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這段話中的南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國君衛靈公的夫人，她“把持著當日衛國的政治，而且有不正當的行為，名聲不好”(大學者楊柏峻語)，這樣一位女子，孔子還去見她，這除了說明孔子和耶穌基督一樣，懷有一顆大仁大義、普渡眾生之心以外，還可以說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上流社會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關于“子見南子”，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中曾有過詳細而又生動的描寫。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這樣寫道：“(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愿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悅)，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余，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在這段話中，司馬遷告訴我們：“子見南子”實際上是“南子見子(孔子)”——南子要求見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稱)，南子與孔子實際上見了不止一次面(起碼兩次)，最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那個時代，南子并不覺得男女之間見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認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她要“招遙市過之”——招遙過市。

這個時候還是處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禮制還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認為這條史料不足為據，那么，我們不妨再引幾條漢朝的例子。

我們知道，漢朝自叔孫通裁定禮儀規犯之后，可謂百禮俱備，但這個時候男女相見之事例卻屢見于史書。

《漢書》上記載了這樣一段歷史，西漢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劉賀，因為不守祖制，放蕩不羈，在為其前任皇帝服喪期間，斗雞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時任大司馬、大將軍，官封博陸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視。為了使漢高祖劉邦開創的基業不至于毀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決定奏請皇太后，廢掉劉賀，改立新主。

在封建社會，廢立之事可謂充滿兇險，一旦失敗，那就是犯了“謀反”、“犯上作亂”之罪，腦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雖然當時在朝里極富威望，但也覺得單憑一己之力，有些難以勝任，必須得找幾個幫手。

這些幫手找誰好呢？思來想去，霍光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姓楊，名敞，時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親自去和楊敞商談廢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時任大司農之職的田延年去楊府游說。

到了楊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廢立之事說了出來，楊敞一聽，心里十分緊張，“懼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楊敞的夫人是一位識時務的女子，她見丈夫已經聽聞了廢立大事，現在態度曖昧，恐怕不久大禍就要臨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說服楊敞，她說：“廢立是國家的大事，現在大將軍霍光派大司農來告訴你，這是別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與大將軍同心同德，反倒猶豫不決的話，第一個遭殃的一定是您！”楊敞因為曾經給霍光當過大將軍幕府司馬，深知霍光的脾氣，覺得妻子說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過早表態。楊敞的夫人沒辦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從更衣(處)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令”(《漢書·楊敞傳》)——與田延年兩個人一起研討出路，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無獨有偶，班固在《漢書》中還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會非婚、非親男女之間交往不避嫌的故事。

《漢書·周昌傳》上寫道：“周昌者，沛人也。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昌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故事中的周昌是劉邦的老鄉，素以直言敢諫著稱，是個認理不認人的直臣。他入宮奏事正遇上皇帝和愛妃調情，這說明當時的君臣并不是只在純男人的世界里交談，手下的人知道皇帝與妃子娘娘調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宮，這說明當時人于男女之防并不看重。周昌見了皇帝與戚姬在一起，抽身而走也并非是因為他怕見女人，而是因為皇上耽于女色，所以，當劉邦問自己是什么樣的帝王時，周昌答以“桀紂之主也”。

周昌政治生涯中最為得意的一件事是阻止劉邦廢太子。劉邦其人，好色成性，呂后本是其正妻，但他卻深愛小妾戚姬，因愛屋而及烏，對戚姬所生的劉如意看起來分外順眼，所以，想要廢掉呂后所生的太子劉盈，改立如意。廢長立幼，本是件理虧的事，而由于劉邦刻意堅持，所以，反對者大多數只好“知難而退”。但周昌卻不看臉色認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一著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為不可”把劉邦給逗樂了，于是廢太子一事暫告擱淺，一直為兒子的命運擔憂，躲在幕后偷聽的呂后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時與周相見，而且屢屢言謝。

最為驚世駭俗(當然是驚后人之世，駭后人之俗)的是司馬遷《史記》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

漢景帝時，郅都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陜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交界處，占地約二百多華里，苑內放養禽獸，供皇帝射獵之用，并建有離宮、觀、館數十處，大文豪司馬相如曾有《上林賦》記其侈。這次游幸，隨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郅都是西漢河東大陽(今山西平陸東)人，景帝時，他任濟南太守，誅殺當地豪強●氏，以功遷升中尉(官名)，執法嚴峻，被當時的貴戚、列侯視為“蒼鷹”。

正在游玩之間，景帝卻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愛妃賈姬——賈姬當時正在廁所里，郅都當然覺得此時去叫正在“方便”的賈姬，實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漢景帝卻很不高興，后人論之曰：“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輕漫乎？”但景帝當時卻確實動過這樣的念頭。

景帝的老爸漢文帝劉恒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隨侍在側。袁盎即爰盎，曾歷任吳相、齊相等職，是當時有名的游俠，此人也向以俠義自許。這一天與文帝同行的內宮眷屬，除了皇后以外，還有一位謹夫人，謹夫人其時正得帝寵，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顧禮節與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氣干云，舉步上前，拉起謹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

西漢時男女之防不大，東漢呢？

提到東漢，人們往往會想到“強項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陽令，光武帝之姊湖陽公主的家奴故意殺人，別的官吏一聽說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卻趁公主駕車出外之機，誅殺了惡奴。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舉動惹惱了公主，一狀告到光武帝劉秀那里，劉秀想當和事佬，就命董宣與公主見面，想讓董給公主賠個不是，叩個頭，但董死活不叩頭，因而落下個“強項令”的美名。

在這段史實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見了面的。

東漢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學家、女詩人名叫蔡琰(通稱蔡文姬)。此女博學有辯才、通音律。初嫁河東衛仲道，衛亡，回歸母親。漢末大亂，蔡文姬被董卓部將所擄，后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賢王。愛才惜才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贖回，令她再嫁董祀。后董祀犯法，蔡文姬光著腳、披散著頭發，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會的地方為丈夫求情，從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一條性命。曹操聽說蔡文姬來了，就對滿屋賓客說：“故人之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愿把蔡女介紹給眾人見面，也不避嫌。

三國時代，魏國的鎮北將軍許允因受夏侯玄、李豐等人的連累，被司馬懿逮捕。許允被捕后，他的門生急忙跑去告訴許允的妻子，許妻聞訊安坐織布機旁，神色不變，說道：“我早就知道會這樣了！”

東晉時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著腳跑到當時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大將軍府上為夫求情，門衛不讓進，她還與門衛據理力爭。

唐高祖李淵的女兒平陽公主，是有名的“娘子軍”統帥。隋朝末年，李淵起兵時，公主住在長安，公主之夫柴紹棄家跟隨岳父東進，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險的形勢反倒激發了平陽公主的豪情壯志，她逃到戶縣，散家資招募了數百個青年男子，以此為基礎，組建了一支娘子軍。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古人所說的“娘子軍”與我們今天的“娘子軍”并不完全相同，那時候的娘子軍中絕大部分是男子。

《舊唐書》上說：“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安祿山是有名的胡人將領，“諸姨”指的是楊玉環姐妹，“妃”指的是楊玉環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為安祿山立有軍功就讓他與貴妃的姐妹來往，并且與貴妃“宴餞結歡”，這說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學的盛行，男女之防開始森嚴起來。

不藥而卒的胡氏 死而復生的陳氏

大約從明代開始，官修的史書《烈女傳》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內容。

《明史·烈女傳》載：“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袠，將嫁而袠構父難……袠扶父喪歸，比服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絕聲。盡出妝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發◆面絕之。終日一室中，即同產非時不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

這位被列入“烈女傳”的胡氏為亡夫守節，謹守男女授受不親已到了癡迷的程度，以五十一歲老婦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請醫生診治，原因就是因為醫生是男人，而其時的醫生診病須碰病人的手(切脈)，所以竟不治而死。

這種烈女是唐以前所沒有的。

再看一個《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傳》載：“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臥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絕窬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

這位陳節婦謹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不僅生前不與任何男子見面，而且死后還不準男人走上樓抬她的尸體，這種行為，唐以前的史書中也根本沒有。

宋代雖然產生了程朱理學，但《宋史·烈女傳》中所載之烈女，對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沒有達到明代以后那樣幾近瘋狂的程度。

茲舉一例，讀者不妨以之與《明史》所載作一比較：

《宋史·烈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韓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的慨嘆。

再看一個《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傳》載，有一個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縣孫貞之妻。崇禎四年冬，一伙流賊迫近夏縣，柴氏與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時柴氏與丈夫不幸被抓住。賊兵見柴氏生得年輕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個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號稱“剛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將這個不認識的男人捏過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個賊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塊肉，結果，被賊兵用刀活活砍死。

這種為了嚴男女之大防的酷烈舉動是前代史書中所罕見的。

我們不妨與南北朝時的《北史》比較一下。

據《北史·烈女傳》載：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恨于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余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當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如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

這個后燕時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殘身體，但她自殘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決心而已！

從漢代到唐這種自殘身體的“烈女”極少(《烈女傳》中僅有兩個人)，而其自殘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決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樣，視異性如“AIDS”(艾滋病)一樣，一旦觸及就“毒蛇嚙腕，英雄斷臂”。

綜合上述材料，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人(孟子)提出過“男女授受不親”的口號，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間的界限卻并不像后世那樣森嚴，后妃可與臣子見面(如呂后與周昌)，同事之妻可與別的男子交談(如楊敞之妻與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愛妃如廁的地方促駕，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寶座，光武向稱“端嚴守禮”，但卻令姐姐與臣子相見，曹孟德素來嚴明，卻愿把故人之女介紹給在座的男性來賓，師母與門生論事，妻子與門衛辯言，平陽公主仗義，指揮家奴，收編流寇，成號令三軍之元帥，至于安祿山與楊貴妃姐妹頻繁往來，關系曖昧，已見諸戲劇，此類例子，所謂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為天上的“參商”，不能相見。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古代先哲們提出：“男女授受不親”本是為了端正男女之間的往來，并非要人們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則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說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實現，而降尊紆貴去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

只是到了后人手里，為了整肅江河日下的世風，才矯枉過正，把一本好“經”給念歪了。

我們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親”這一事實，其目的并非是要為男女之間逾禮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論根據，而是要讓大家明白：任何一種禮儀制度都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我們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樣，也不應以今證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