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幸運兒并非都如此幸運

先說李自成與崇禎皇帝的矛盾。歷史注定崇禎皇帝必敗，即使是有多次的歷史機會可以讓他重生，但他卻沒有歷史的執行力，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沒有機會的且是必亡的。崇禎皇帝的最大的矛盾是君臣不和，這和他的性格有關系，首先他是優柔寡斷的，不善于做決定，缺少霸氣，同時又是十分無禮的，特別是對待下級。

這導致了政策無法實施，缺乏支持自己的力量，為了調兵曾要求大臣捐款200萬兩，但最后只收到20萬兩，而李自成對這些官員拷打時竟然搜刮出7000萬兩，可見大臣對崇禎不報以希望，這使得與明朝的任何機會都成了泡沫，無法兌現。南遷因內閣首府陳演的不支持，一方面是怕背上歷史的罪名，一方面是不信任無賴的崇禎，為了萬無一失而選擇了抵抗。

其次是議和，崇禎帝舉棋不定，一方面為了道德，因明朝向來不割地不議和，再者大臣同樣為了自保而選擇了不錯的方式———抵抗。就這樣，崇禎這個缺乏承擔，勇氣和智慧的皇帝最終選擇了抵抗，這也走向了死亡。這股強大的推動力還與明朝之前的皇帝有重要的關系，從萬歷年間開始，明朝開始走向下坡，搜刮嚴重，這種積蓄到了崇禎顯露，憑借崇禎一人是不可能挽回如此巨大的漏洞，再加上這個人的性格，必然滅亡(根本原因：明末的腐敗積累。直接原因：崇禎的處理與性格)。

李自成是歷史的幸運兒，早年是驛站的馬夫，因朝廷的減裁驛站編制措施而起義，一路上的順利猶如其政權的稱號大順，1644年在西安建立政權，之后北上勢如破竹，只有在山西武寧關遭到了頑強的抵抗，而在李自成灰心之時，明朝又恰好送去幾份降書，這無疑是歷史決定了李自成入京，15年的起義一舉順利推翻明朝，自己坐上了寶座。

崇禎皇帝的死亡將矛盾轉移到了李自成和多爾袞之間，入關的李自成最先考慮到了關外的清軍，這是最大的敵人，為了防御就要奪得山海關進行防守，當時的守將還是吳三桂，手有3萬關寧鐵騎，在清與大順勢均力敵之時，吳三桂的導向與立場顯得十分重要。

這段歷史最無奈的人要屬吳三桂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時前來勤王，因晚走一天無法當忠臣，明朝滅亡后自己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是個可憐的流浪漢，李自成為了爭取這個使得天平傾倒的小砝碼而率先請降，此時的清軍不知關內如何也沒有吳三桂父親吳襄這個人質，可以說想爭取這個決定歷史走勢的機會是渺茫的，再加上吳三桂想回京做個孝子這個巨大的道德捆綁，使得力量的傾斜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李自成就是個完美的歷史幸運兒了。

但第二次入京的吳三桂再一次陷入了無奈，李自成的手下劉宗敏因拷打吳襄和霸占了其愛妾陳圓圓而激怒吳三桂，導致吳三桂重新成為了中間力量且是不會再傾斜李自成的中間力量，這也使得吳三桂進退兩難，忠臣孝子都當不成，又不愿意投降清，十分尷尬，但歷史強行幫其做了決定。

歷史雖然眷顧李自成但其不加以修磨，注重細節，同樣是個敗筆，因為歷史不會在方方面面給你無限的機會，即使你是個歷史的幸運兒。

首先表現在對軍隊的管理不嚴，看似小事其實在占領北京后這幫軍隊變成了劫匪，導致失去人心，這個為之后退守西安埋下了伏筆。其次是對手下的管理失控，劉宗敏就是個例子，雖然勸阻其但依然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可以說是管理失策，但這種情況完全是可以人為和平阻止的。

最后是農民起義的不徹底，失去構造的藍圖，最初的起義也完全是為了生存而進行起義，估計是沒有想到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也沒有做好準備去設計國家機器和制度，往往是走一步算一步，這從李自成在和崇禎議和之時可以看出，李自成愿意只割地西北，當西北之王就可知其未有不要一城一池要天下的決心，拋棄了歷史給他的使命。這些原因都為其后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反觀清軍，在努爾哈赤，皇太極之時就有了一個宏偉的藍圖，要進軍中原。到了多爾袞時期依然堅定，時刻等待著入關的最佳時機，這時的李自成又逼走吳三桂，短期內無疑給清加大了砝碼，主動權到了清之手。

李自成的失誤還表現在戰略上的失敗，他逼走吳三桂后急于進攻導致吳三桂被迫歸降清，連清的多爾袞都多次懷疑有詐降，吳三桂的投清導致了歷史力量與走勢的傾斜，這也出乎了李自成的預料，反打李自成措手不及，在經歷山海關之戰后李自成一敗涂地，退守西安。

試想如果李自成不急于攻打吳三桂，吳三桂在正常情況下也不會輕易投清，也依然可以成為抵抗清入關的幫助大順軍的間接力量，就算兩者聯盟，李自成也有足夠的準備，正面的去應對，不至于被人偷襲的那么狼狽，勝負依然難說。

1644年，對決者可以濃縮為兩者——李自成與多爾袞，即天賦者與勤奮者的對決，而爭奪吳三桂卻又是那么的一波三折，對于天賦者來說他們的驕傲喪失了全局，而勤奮者在撿漏的同時又進一步的接近了自己多年奮斗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勤奮者的成功=機遇+努力，天賦者的成功=與生俱來的運氣+努力，而前者的成功更為寶貴，歷史的幸運兒并非都如此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