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存中(1102年―1166年)，本名楊沂中，字正甫，代州崞縣(今山西原平)人，宋朝將領。

楊存中身材魁梧，性情沉鷙，少時機敏，背書數百言，力氣超人。嫻習孫武、吳起兵法，善于騎射。宣和末年，群盜四起，楊存中應募從軍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1126年)，與張俊、田師中隨從信德府守將梁揚祖進京勤王，升任閣門祗候。建炎二年(1128年)，楊存中在嘉興征討賊寇徐明，嘉興賴以保全，升任榮州刺史。苗劉兵變時，隨張俊前往救駕。后歷任貴州團練使、御前右軍統領、文州防御使、御前中軍統制等。

紹興元年(1131年)，隨從張俊討伐李成。紹興二年(1132年)，升任神武中軍統制。紹興三年(1133年)，討平妖賊繆羅。紹興六年(1136年)，協助韓世忠攻打偽齊皇帝劉豫，名震北方。

清初的小說筆記類叢書《宋稗類鈔》卷之四《權譎》記載了這么一件事。

南宋高宗年間，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是南宋軍隊的主要將帥，他自北宋宣和年間從軍一直到南宋，屢立戰功，其職位就是趙匡胤當年在后周擔任的那個職務，地位顯赫。有一天，楊存中突然將平時最喜歡的一個秘書“怒而逐之”，那位秘書“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臨別之時，楊存中賞賜了他不少錢，并說道：“無事莫來見我。”這位秘書“悟其意”，收淚而別。此后，這位秘書的兒子進入到御史臺當書吏。有一天，秘書之子聽到御史們正在討論如何彈劾楊存中侵吞軍中十余萬“糞錢”問題，便回家告知了父親。老秘書不敢怠慢，匆忙“奔告”楊存中。楊存中聽后大為驚懼，急忙向皇帝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過了幾天，御史的檢舉狀果然送呈皇帝，宋高宗拿出楊存中的奏折表示已經知道此事。于是，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

史料中所言“糞錢”，乃是此案之關鍵詞。古時軍隊駐扎或行進途中，數萬、十數萬乃至數十萬軍人和戰馬以及運軍需糧草的騾、驢、牛等拉屎撒尿的糞便，處置起來是個很麻煩的事，不僅很不衛生，而且弄不好會引起病疫。所以，當時的軍隊就將人畜糞便賣給當地老百姓。這樣，一可用于肥田，二可保持軍營衛生，三可增加收入。這些所得收入，就稱之為“糞錢”，多用于貼補軍隊“公用”。

別小瞧了這些賣糞錢，其中可是大有“油水”可撈的。據歐陽修《歸田錄》記載，宋朝京師流傳有兩句俗語：“三班吃香，群牧吃糞”。所謂“吃香”，指撈取香火錢。北宋時，主管供奉宮、殿直宮等武官三班升移酬賞事務的三班院，年年要搞一次集資活動，名義上是乾元節請寺僧進香，祝皇帝“圣壽”，要開銷“香錢”。其實，進香用不了那么多錢，余下的錢都打進了三班院的機關伙食里。與此相對應的是，主管國家畜牧場事務的群牧司則有向下屬單位抽取出售畜肥的“糞錢”收入，“以充公用”。可見，想撈取小油水以肥“小金庫”，辦法總是有的。

就拿這個楊存中來說，他在軍中殿帥位子上一坐二十多年，帶的兵多，去的地方也多，“糞錢”累積起來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目，竟有十余萬之多！但是，他帶兵多年卻從來沒有報告過“糞錢”哪里去了？照楊殿帥說法，是“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只是為朝廷代管而已。其實，內行人都知道，這一筆“糞錢”全進了他個人保管的“小金庫”里，況且賣糞所得又從來不列入財政收入，如何使用還不是由他說了算！

說起來，楊殿帥賣糞貪錢并非宋朝軍隊的個案，倒是當時軍隊公開的一項經營活動。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登臺執政，開始變法，整飭財政。一是裁撤軍隊，節省浮費;二是按每戶產業情況均平賦稅。這次變法的各種改革措施，盡管沒有多久被廢除，但自此以后，軍事性屯田和軍隊贏利性經營卻紅紅火火開展起來。

北宋時，軍事屯田規模較小，但到南宋時期已有很大發展，紹興二年(1131年)，朝廷派屯田郎中樊賓等建營田司，對江淮地區軍事性質的營田加以籌畫，于是其他各地一哄而起，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營田熱。據《文獻通考·田賦考》記載，當時荊南府的營田較為顯著，“其后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隨后，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也建立了屯田。陳規將逃戶絕戶的荒田分別給軍士和民戶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其弓兵等，半為防御，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凡耕作，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斗犒賞，依鋤田客戶則例，余并入官”。南宋時大江南北諸軍紛紛興置屯田，軍事屯田規模逐漸擴大，但由于管理不善，效益很差，很多地方收不抵支。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淮東的營田和滁州的屯田，占官兵1512人，所收糧食折價9萬余貫，而官兵歲支則計錢20.68萬貫，“委實虛占本費”。

同時，為減少國家財政中的軍費支出，宋朝還允許軍隊從事一些贏利性的生產經營活動。如回易(即商業貿易)，開酒坊酒店、藥局、出租房產，以及組織軍民屯田等。這種經營活動在南宋尤為普遍。大將劉光世所統行營左護軍，全軍52312人，竟有8000余人進行商業貿易。大批軍人從事經商賺錢，嚴重地腐蝕了軍隊的機體，造成軍隊戰斗力的極大削弱。

南宋時期，官吏違法經商牟利的現象嚴重，不僅有大量的文臣參與，而且許多武將也熱衷此道。當時，武將經商之風很甚，許多將領多憑經商致富。他們既販茶沽酒，又販木賣炭，甚至派人經營海外貿易。史載，武將們往往“伐山為薪炭，聚木為牌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為贍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

在這些經商有術的將領中，當推曾任樞密使的南宋四大將之一的張俊“尤善治生”。他役使士卒在杭州修建酒肆，名“太平樓”，又派人到海外貿易，以致“獲利幾十倍”。于是，張俊成為當時的一大富翁，其“家多銀”，人們稱他為“錢眼內坐”，給他取了個“鐵臉”的綽號。宋孝宗時，有的將領居然把大批官兵差派出外經商，走時借給本錢五千，回來時卻要一十五千。官兵們“別無營運，只得販茶，須往返三五次，方得錢足”。張俊部將劉寶將所卒士兵的半數以上用于回易經商，以至“入隊者不及其半”，從而造成了軍紀的敗壞與戰斗力的減弱。

“小金庫”現象由來已久，假借機構職能的便利，將屬于“公家”的財產或勞役用在小團體的利益上，有的用來彌補上解虧空、官場交際，有的就用來貼補官吏生活了。按說，每個朝代的法令制度，對這種做法都能以盜、賕或坐贓等罪名予以處置。比如晉朝刑法就規定“斂人財物積藏于官為擅賦”為犯罪，盡管“積藏于官”，但沒有登記在財政體制內的賬冊上，帳外立賬，違反了國家的財經紀律。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歷代又沿襲著不成文的傳統，對那些沒有明顯損害國家收益的小金庫，一般持寬容態度。你看，楊殿帥即使受到御史參劾，皇帝也不當一樁大事以致讓其蒙混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