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民都有一個社會保障卡號，這個社保號不僅適用于所有的服務項目，也是美國政府部門鑒別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依據。憑著這個社保號，該社保號持有者可以走遍美國，而不需要辦理各種居住證等證件。

而在日本，甚至沒有身份證制度，日本人主要是用醫療保險號碼來作為身份區別的。日本人很少有人能記住自己的身份證明號碼，在網絡上申請銀行卡等需要身份認證的東西時需要把駕照、健康保險證等的復印件寄到銀行;在窗口辦理的時候則需要出示原件，所以日本人一般是會隨身攜帶保險證或者駕照。

許多人可能會感到意外，日本人至今沒有身份證，他們日常生活中，一般用駕照、國民健康保險、護照、學生證、教師證等證件來做身份證明，但沒有統一的身份證制度，為此社會管理中常出現漏洞。

事實上二戰后，日本多屆內閣都曾努力推進實施身份證制度，但都在日本民眾的強烈反對中作罷。日本人對于身份證有著非常強烈的警惕感和抗拒感，這源于日本人對戰爭的痛苦記憶。

二戰時期日本民眾的日常裝束，左胸前貼著寫有身份信息的白布。

日本堪稱是對個人信息保護最徹底的國家，徹底到根本摒除數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日本的身份證制度也是艱巨的系統工程，多年來，有各種輿論，莫衷一是。

過去幾屆政權均欲大力推進，有所作為，終因反對聲浪巨大而罷手。為什么要在身份證制度上打引號呢？答案很簡單，因為日本人根本就沒有身份證，遑論身份證制度。那么，市民沒有身份證，政府靠什么管理人口？答案是住民登錄制度。顧名思義，即國家隨時掌握全體國民的住址信息，對之實行管理的制度。每個居民有一張住民票，由地方政府保管，居民住址變更時，有義務向所在地政府機構申報變更內容。此制度于1952年投入實施，轉眼就是一甲子。

長期以來，輿論對該制度的批判從未停止過。一部分自由主義媒體認為，該制度是極權國家的負面遺產，與和平憲法第二十二條中所規定的居注遷移及選擇職業的自由相抵觸，侵害了國民的基本人權。盟國老大哥美國無此制度，其各地居民既無需向政府機構登錄住址，遷移時也無需申報變更。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盡管美國未實行類似日本那樣的與國民的居注遷徙權利相抵牾的住民登錄制度，但出于跟蹤個人所得及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需要，統一數字化管理所有國民：所有在美國境內出生的人，從出生之日起自動獲得美國公民權。

提交出生證明的同時，會獲得一組9位數字的社會保障號碼，這個惟一號碼就是個人的ID，跟隨一生。失業的話，可以憑它享受救濟金;聯邦納稅者識別番號也是它;被征兵入伍，它就成了軍隊里的編號。好萊塢電影中，大兵掛在胸前的金屬牌上，刻的就是這個番號。通過這種數字化管理，國家可以掌控任何公民的過往和行蹤。只要在FBI的系統中鍵入某人的ID，關于他(她)的個人信息唾手可得。

一個旅居美國的日本人，內心對這種美國式數字化管理方式所產生的厭惡，并不亞于老美對日本住民登錄制度的詫異同樣的友邦驚詫。而美國式的數字化管理，也是世界多數國家通行的做法。

但，這對日本人來說絕對無法接受。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其實有很強的數字化傾向。東洋社會方方面面的治理，其整飭有序，自然也是所謂數目字管理(黃仁宇語)之功。可唯獨落實到人的管理上，日人對數字化有極強的抵觸心理。

究其原因，可以說都是戰爭惹的禍。戰后重新出發的日本，基于慘痛的歷史教訓，轉而開始強調個人權利，反國家主義，對任何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法律、規制、文化都充滿了警惕。在這種強大的社會心理背景下，政府一再試圖導入國民總背番號制(指國民每個人都有一個像運動員那樣的后背番號的制度)，但屢屢流產。

客觀而言，政府有時純粹是從行政管理的效率或對現有社保體系加以改革的善良愿望出發，誠非惡意。但輿論卻每每做出本能性的情緒化反彈，杯葛、抵制沒商量。對國民來說，一旦導入國民總背番號制，至少為征兵、徭役等國家主義惡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難保不會再度變質為戰爭裝置。

因此，國民連ID號碼都沒有，哪來的身份證？長期以來，日本人的身份證明五花八門，年金卡、醫療保險證、護照、駕照、學生證、教員證等，不一而足。其中，通用性比較強的，似乎是駕照。可駕照也并非人人持有，人口半數以上擁有駕照，其實是1990年前后的事。而在那之前，比較通行的身份證明是米谷通賬。

日本是傳統的稻米文化國家。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因大米多供應軍需，對國民實行大米配給制，戰后實現大米買賣自由化是1970年。所以在理論上，所有人都持有一紙米谷通賬。彼時，無論去銀行開賬戶，去政府機構登記結婚，去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或者去投票選舉，只要出示米谷通賬，多半不成問題。

今天的日本國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極強，即使在西方世界，日本也堪稱是對個人信息保護最徹底的國家，徹底到根本摒除數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