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府衙設于各省省會的為首府，是全省府、州、縣的首領，總督、巡撫以至司道皆倚任之，人事任命及施政多與征詢。

廣州知府就是廣東的首府，是全省九個府的首領，品秩較普通的府為高，還由于處于省會，地方富庶，酬應頻繁，公家的供應也優(yōu)越，當廣州知府的感受顯然是與其他知府不同的。

普通知府上任先到省城，遞上手本向上級報到。這期間，一般休息三天。在這三天里，要先拜會首府，兩者雖屬平行之官，但事屬初見，要向首府行叩頭大禮，并請教謁見督、撫等禮節(jié)事宜。三日后，再由首府帶領去晉見各上級。

武昌知府也是湖北省的首府，衙門有知府自撰門聯(lián)，其中句有“十城表率，九郡先驅”語，正是其重要性的寫照。

這里試把三位不同廣州知府的故事談談。

知府之豪

乾隆三十五年趙翼擔任廣州知府，就嘗到了首府豪富的味道。在此之前，他曾任廣西鎮(zhèn)安知府，那是個貧困山區(qū)，自言其感受是：萬山環(huán)繞中只我一官獨尊，每天都擊鼓鳴鑼吹吹打打出行幾次，而出衙門時按例要鳴炮，炮聲如雷震耳。冬天出巡周邊各縣，轎前十多名兵丁騎馬作前導，后面是十多個簇擁著羅傘的騎兵。作為讀書人的趙翼，驟居高位，已經覺得無限尊貴，極致榮耀了。

但當他從鎮(zhèn)安調任廣州知府后，才知道什么是豪富，在廣西當知府其實算不了什么。這時他除享受在鎮(zhèn)安所無的首府應有的尊榮外，還有豪奢的生活。

衙署中每天要消費食米二石，共有廚房七間，內有三只大鐵鑊，燒水幾百斛(五斗為一斛)，以供沐浴，還常不夠用。另設有挑水工六名，專門到龍泉山(疑應為白云山之九龍泉)挑水作泡茶之用。每月必演戲、設宴多次以招待客人，有時戲、宴繁密，分身不暇，還得請下屬代為應付，其豪華做派可知。對此，他真有鐘鳴鼎食之概云云。這與鎮(zhèn)安之貧瘠，生活之單調，確有天淵之別。

何況廣州知府還有額外十多萬兩銀子的年收入，那是由鹽務、海關等衙門撥給的例規(guī)銀以及養(yǎng)廉銀組成的，屬于正當收入。至于額外所得，不得其詳。總之，乾隆年代官員比較守規(guī)矩，收入尚且如此豐厚，道光以后，恐怕就不止此數了。

知府之倔

同治十年的廣州知府是馮端本，上任不久，適逢駐廣州將軍長善要到虎門視察水軍操練，他是全省最高軍事長官，從一品大員，省城官員除要到馬頭遞上手本稟見外，并要站班送其上船。許多官員都去了，但馮就只肯遞上手本，不肯站班。

說到遞手本，那是下級官員呈給上級的名帖，表示人到了。而站班則是按職位高低排列侍立，恭送上級離開。馮拒絕站班，理由是廣州將軍管軍事，自己是政務系統(tǒng)官員，不相統(tǒng)屬，站班于例不合。眾同僚相勸他隨和點，他一口拒絕，說即使總督下令，也不會去站班的。

長善到了虎門，不高興了，寫信差戈什哈乘船回廣州，向兩廣總督瑞麟質問，為何只見手本，而不見人站班相送，要瑞麟給個說法。

長善與瑞麟雖是同級封疆大吏，兩人卻一直不和，但瑞麟還是回了信，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他還對參與其事的下屬說：“長善其人性情乖張，自尊而唯恐人家不尊重之。其實，位至將軍，誰敢不尊重，不必力求人家尊重自己呀”。

之后，瑞麟又勸馮端本何妨到馬頭站一下班，以滿足他愛榮耀的心態(tài)。

及至長善從虎門閱兵歸來，馮端本仍堅稱于例不合，依然只遞手本，不去站班，而長善對他也無可奈何。

馮來廣州之前，曾在北京任刑部郎中，以辦案詳慎著稱，但又因個性之倔，而有“馮蓋子”之名。當時京中稱有脾氣而又剛硬乖張、不肯妥協(xié)的人為“蓋子”，則其倔強性格，由來已久了。

馮初到廣州時，見到南海縣知縣杜鳳治，口口聲聲稱其為老世叔，自稱小侄。杜是他的直接下屬，當然惶恐不安，不敢接受，雖再三解釋，屢辭不允。

后來馮嫁女，送帖與杜，具名仍是“世愚侄”，杜只得聽之任之。原來杜鳳治有聯(lián)宗兄弟杜聯(lián)，與鳳治是科舉同年，杜聯(lián)可能做過馮端本的考官，是師生關系，所以按例自稱世侄。由此可見他倔強之外還兼有迂執(zhí)，這在當時官場是極為少見的。

知府之窘

道光二十五年的廣州知府是劉潯，時為鴉片戰(zhàn)爭之后，粵人痛恨侵略者，對官員的忍辱不振亦怨積日甚，本來外商只準在城外商館居住，不許入城。有時三五洋人趁機想溜入太平門(在今人民南路狀元坊附近)和西門，每被守兵喝退。間有伺守兵不察而得入的，立即遭到大批市民圍哄。洋人則持鞭棍驅打，繼續(xù)硬闖，市民憤而痛毆之。但官員不怕百姓而怕洋人，外商窺知此意，乃得寸進尺，發(fā)出照會，要求批準進城，并租地建造碼頭。而劉潯在這當口做了一件錯事，終使民憤爆發(fā)，結果遭到撤職的下場。

事情起因是，某日，劉潯出行路經雙門底街(今北京路)，適有一挑擔的人躲避不及，沖撞了隊伍。劉認為其膽敢冒犯尊嚴，喝令差役把他打了一頓。于是民憤驟起，全城哄傳謂劉潯招納英國人入府署，現(xiàn)在又虐打良善。市民憤怒了，群起包圍了知府衙門，放起火來，將衙內物件投進火中，但對貴重物品，絲毫不取。

劉潯見勢不妙，狼狽爬越后墻，逃到東鄰的廣東布政司署。市民還是緊追不舍。布政使傅繩勛見此形勢，不得不出來解圍。好在傅使素得民心，溫言婉語勸導，說是向例洋人不許入城，府衙何來洋人，況且你們搜過，也沒發(fā)現(xiàn)。再三勸說，群眾才息怒散去。

如此大事，驚動了朝廷，下令廣東督、撫查明上報。兩廣總督耆英和廣東巡撫黃恩濤聯(lián)名奏報，說已將劉潯撤職，并重申不準洋人進城禁令，事情才告一段落。

縱觀劉潯受窘一事，既顯示官員的昏庸倨傲，也充分反映廣州人民團結御侮、反對官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