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場是專門用來打獵的地方，早在隋朝就有布圍打獵的記載。清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圍獵活動，在入關(guān)前的天命四年(1619年)，就在東北地區(qū)建立了多處圍場。清入關(guān)后，清王朝為保證能從東北這個“根本之地”征招到擁有戰(zhàn)斗力的八旗武裝，就將圍獵活動作為軍隊訓練的一種特別形式。

盛京圍場“設(shè)一百零五圍按年輪轉(zhuǎn)捕獵”，其中有預備皇帝巡幸東北時圍獵的“御圍”11圍(處)；供盛京內(nèi)務(wù)府每年為皇室采捕貢物的“王多羅束圍”11圍；專門供捕鹿制作曬肉干和進貢活鹿的“鮮圍”14圍；設(shè)在偏僻山區(qū)的“窎遠圍”6圍；以及每年供演練軍隊和射獵的“應捕圍”63圍。

圍場在清代統(tǒng)治者的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嚴格的圍場制度。

皇帝打獵聲勢浩大

清入關(guān)后，不忘東北這塊“龍興之地”，把盛京設(shè)為陪都。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帝先后10次到東北巡幸，并多次到盛京圍場行圍。

皇帝行圍過程分為待圍、撒圍、合圍、罷圍幾個階段。待圍時，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領(lǐng)下，按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的次序集結(jié)，在統(tǒng)圍大臣的指揮下，以黃旗為核心，以白旗、紅旗和作為通訊標志的藍旗分列左右兩翼。撒圍時，左右兩翼的馬隊分別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統(tǒng)轄下，以藍旗為末尾向外撒開并逐漸合攏，直到人和馬并齊，嚴實如鐵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圍圈，再設(shè)置第二道合圍圈。然后全體前進，再逐漸縮小包圍圈，把野獸圍到一塊沒有樹木的低地。合圍就緒后，全體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馬鞭舉起高呼“馬而閣”(滿語，帽子的意思)做為信號。這時皇帝騎馬手執(zhí)弓箭進入合圍圈中，親自引弓發(fā)箭射獵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衛(wèi)等開始放箭射獵。皇帝射中的獵物，有專門挑選出來善于騎射的侍衛(wèi)去追獲。

行圍時，遇到老虎等猛獸是不能隨便射殺的，必須奏報皇帝，同時傳報諸貝勒。皇帝或策馬前去，或委人去獵殺。據(jù)《清實錄》記載，康熙在第二次東巡中，行圍時挑選出的隨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其親手射殺的猛虎有39只之多。皇帝行圍完畢后，還要舉行“燕賚”，就是對隨從行圍的王公、將軍等賜宴招待、論功行賞。

圍場打獵如同打仗

盛京圍場除供皇帝巡幸時舉行臨時的行圍外，每年都要舉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圍，主要是通過圍獵活動演練八旗軍隊，同時捕捉部分貢物。行圍作為演練軍隊的一種方式，像打仗一樣制定有嚴格的法令和紀律，規(guī)定“圍場隨獵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齊，前后雜亂以至呼應不靈者，該管官罰俸一月”。行圍時，無論是遇到樹叢還是葦塘，都要像上戰(zhàn)場一樣勇往直前，不許退避，否則就要受到處罰。

行圍是真刀真槍的演練，傷亡在所難免。當時規(guī)定，對行圍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陣亡例”給予撫恤。對參加行圍的八旗官兵“行圍采捕貢獻，即于比較技勇，分別記注功過”。

由于圍場在清代具有的特殊地位，清王朝在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后，修筑柳條邊，將圍場作為禁中之禁，對圍場的管理和保護十分重視。對出柳條邊外采參、采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廳發(fā)給出邊執(zhí)照，上面寫明持照人的年齡、相貌及面色，以便核對，還嚴格規(guī)定了出入邊門的名稱，對進山、出山的路途也做了詳細、明確的規(guī)定，以使他們避開圍場所在的地方。對違禁偷獵的人，制定了懲罰的規(guī)定：“盛京威遠堡南至鳳凰城邊外，山谷附近圍場處所，拿獲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對于看守圍場失職的官兵，也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

道光七年(1827年)，盛京將軍富俊上奏：盛京圍場卡官晉海、領(lǐng)催委官錫永保私放民人入圍場砍伐樹木。為此，道光皇帝下諭將晉海、錫永保革職，在“圍場枷號一月示眾”。翼長兼左領(lǐng)伊郎阿也連帶被罰轉(zhuǎn)為民人并“交部嚴加議處”。

清代圍場除做八旗軍隊演武之地外，也是為皇室提供“貢鮮”的場所。所謂“貢鮮”，就是獵取的鹿、狍等鮮活獵物或?qū)⑵浼庸ず蟮母鞣N制品。盛京圍場每年所進“貢鮮”的數(shù)量十分可觀，僅鹿、狍及其制品就達20余種，1000多只(盤、根)。此外，還有通睛魚、細鱗魚等魚類，香水梨、山里紅等果品，以及蠶繭、箭桿、槍桿等物。還有芒種前捕拿的60只鹿羔，要從圍場運送到盛京城內(nèi)喂養(yǎng)。鮮鹿肉、野雞等貢物為保證其鮮活還規(guī)定要“裝載官車派官馳驛送京”，就如同唐朝時供給楊貴妃鮮荔枝一樣，作為十萬火急之事，日夜兼程。

隨著清王朝的沒落，對圍場起保護作用的柳條邊及邊門也失去作用，作為“禁中之禁”的盛京圍場后被放荒開墾，從此成為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