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風俗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而中國官場以打探“真年”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與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虛增年齡的做法相反，通過科舉得官者有不少人自減年齡。就連《儒林外史》中的那個“忠厚人”范進都一減就是24年，那些滑頭滑腦的人該減多少？

北宋的一個夏季，一道發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廣泛質疑。任命的內容是：原吏部員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陜州。用白話講，相當于一個研究員出任陜州市長。至于為什么引起質疑，則要從文及甫28歲的年齡說起。雖然這個年紀做官很常見，但是一個28歲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當時的人在驚訝之余，不免要對當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聯翩。一打聽，果不其然，原來小文同志是當朝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潞公文彥博家的六公子。

謎底揭開，輿論嘩然。門下省諫官蘇轍、王覿在朝會上當面參劾一手操縱這項任命的中書侍郎，說他“非次進用文及甫”的動機是“欲(巴)結文彥博”。由此可見，從古代官員的年齡問題觀察古代仕宦制度變遷，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討。

漢朝察舉腐敗催生官員年輕化

從史書記載看，秦皇漢武時代的官場大概還不存在年齡問題，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羅，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趙國有功，官拜上卿。而據《戰國策》介紹，此上卿亦非憑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經是相國呂不韋屬下的一個正規官員，任少庶子，職責是協同中庶子負責中高級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漢書》卷七十六共收六個昭宣時的二千石高官傳記，其中有五個都是在甘羅這個年齡段就參加工作了，因此可知，當時出任公職，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

年齡成為問題的由來，始于察舉的腐敗。所謂察舉，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薦人才的選官制度。常規的推薦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稱入仕正途，好比后世進士登第。誰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舉大權的特權階層玩起了壟斷仕途的潛規則：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薦舉你的子弟，等到被舉者也當上握有察舉權的郡守后，再薦舉當初舉我者的子弟……漢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長水校尉樊倏上書反映這個問題：“現在郡國舉孝廉，都舉那些能夠有所回報的年輕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學問的年長者，大多數都無人問津。”說明在這個宗師自主選才、門生循環相報的過程中，孝廉的整體年輕化趨向也愈加明顯起來。

但是這種年輕化不僅僅使察舉喪失了選賢納士的本義，對改善吏治也無益可言，所以到了漢順帝時，有尚書令左雄上書說：“郡國每年舉孝廉，都是馬上就要授職施政、教化民眾的，應該選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稱：‘四十不惑’;《禮記》稱：‘四十曰強，而仕。’請從現在起規定：年齡不滿四十，不得察舉。”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期望中興的順帝采納，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對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華如同顏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齡。這道詔令，很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強仕”思想落實為法定制度，后人稱作“陽嘉新制”。

兩個月后，138個年齡在60歲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統一授予官職，成為“陽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與此同時，“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較認真地執行。實行新制的第一年，有個廣陵薦舉的孝廉徐淑來尚書臺接受復審，負責審核的官員看他年貌遠遠不及四十，徐淑說：“詔書不是說，才華有如顏回、子奇就不拘年齡嗎？所以本郡就選上我了。”經他這么一說，倒把這位官員給難住了。左雄聽說了，就問徐淑：“當年顏回聞一知十，請問你聞一知幾？”徐淑答不上來，當場就被退回了。

唐朝是怎么選拔后備干部的

唐代歷時近300年，好像沒有制定過一個一以貫之并且能適應各種“出身”的做官年齡標準，但是據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頒發的一個有關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敘，在此以前的大體情況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

先從科舉一途看，那些蟾宮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貞、陸贄、楊嗣復、鄭畋都是18歲及第。但這些都是鳳毛麟角，多少年才出一個。通常情況下，能在20歲至25歲這個時段題名金榜的，就可以稱少年得志了。而享有這種榮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為多。白居易于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第四名進士時，雖然已經29歲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卻還是最年輕的，“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

這樣看，走科舉一途者，20多歲即獲“出身”是令人羨慕的，30歲左右“始可出身”則是通常情況。所謂“出身”，就是做官資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還得經過吏部主持的考試，還要“守選”，就是等待分配工作。這一段時間，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26歲;韓愈25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35歲。如果在此期間發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喪事，還必須在家守喪，于是從及第到始任官職的間距還要拉長。因此可知，30歲獲得做官資格的人，到40歲才能登堂上任，即當上正式的國家干部，才是尋常現象。

唐代科舉中，尚有專為早期教育成功者設置的童子科。這是漢魏時期就有的傳統，就是12歲以下、至少能背誦一部儒家經典的早慧兒童，可由郡國向中央薦舉，經面試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兒后備干部”。前文說到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倡議將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確定為40以上，其實左雄也贊成梯隊式的干部培養辦法，當時有“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就是經他本人奏拜為童子郎的。還有，《三國志》卷十五記：司馬朗12歲試童子郎，監試官見他“身體壯大”，懷疑他實際年齡早已超標，于是嚴加盤問。司馬朗氣憤地說：“我這么大塊頭是天生的，我雖然稚弱，卻沒有羨慕高官的風氣，折損自己的年齡以求早成，這不是我的志向！”兒童背誦一部儒家經典，并非特別難的事，可是因為一旦通過，就是入仕捷徑，因此考場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軍的，大有人在，即司馬朗所講的“損年以求早成”。何況那時還沒有骨齡檢測這種技術手段，監試官什么的則完全可以收買。

唐朝舉童子的條件比前代更嚴，年齡多限制在10歲以下，而且必須由最高一級地方行政長官推薦。武則天時，裴耀卿8歲，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還有一個王丘，11歲通過童子舉及第，別人誦經，惟獨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聲名大揚。童子獲得做官資格后要等多長時間才能授官呢，我們仍以裴耀卿、王丘為例：裴耀卿8歲及第，“弱冠拜秘書正字”，就是20多歲才授職。王丘則是“弱冠，又應制舉”后，才授職奉禮郎的。但相比30歲獲得做官資格的人，到40歲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舉童子的上崗時間應該說大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長都想鉆營這條捷徑，貓膩在所難免。所以到唐德宗時，禮部侍郎楊綰上奏請求廢除這一“僥幸之路”。往后停復無定，可見其爭議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奧數”是否應該舉辦不相上下。

再好的制度都比不上一個好爸爸

所謂蔭敘，就是特許皇親、勛貴和中高級官員的子孫憑門第血統獲得出身。但是從辦理蔭敘手續到正式得到任官資格，都要經過規定途徑和時間的歷練。不過拿科舉與蔭敘作比較，雖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蔭敘是有“爸爸加制度”作保障的，科舉卻是千軍萬馬一條道的博殺。

以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為例，舉有道科及第，50歲才當上了副縣級的縣尉。還有《秦婦吟》的作者韋莊，直到59歲才進士及第，官拜校書郎。孫國棟先生曾依據大量文獻資料作綜合研究，發現一個唐代官員從入仕到升為從五品郎中，躋身高官行列，平均歷時約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個六品之家，哪怕是20歲補齋郎，30歲得出身，40歲授官職，官場上廝混“得法”，混到59歲，說不準也混到一個從五品高干了。對比韋莊59歲剛站在起跑線上，真讓人羨慕通五經不如有個好父親啊。

更令人感嘆的是占盡便宜的蔭敘，其種種關于年齡的限制也只是寫在紙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義府，外表上一團和氣，內心里陰險狠毒，人們背地里叫他“人貓”。史傳上說他們家連襁褓中的娃娃也蔭補了官職。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個兒子，3個早夭，存活的12個人人當官。第10個兒子李聽，在7歲的時候“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就是樂隊指揮。別人也就是掛個名，他則“常入公署”。太常寺小吏當他是個娃娃，“不為致敬”，孰料小李大怒，竟“(命)令鞭之見血”。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時，給皇帝上疏說：臣有個兒子裴讓，“是資蔭授官”，現任京兆府參軍。其實“年甚幼小，官無職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離開崗位也沒妨礙，懇請天恩，讓這小子隨我赴任吧。

官員為何在年齡上做“假賬”

與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虛增年齡的做法相反，通過科舉得官者有不少人自減年齡。為什么呢？宋朝洪邁說有兩個原因：其一，一旦科場及第，自有富貴人家爭相說親，選婿當然是年紀越輕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們，多在辦理應試手續時先將年齡減去;其二，宋太祖時期留下來的制度，凡應試規定次數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內的舉人，可以別作一甲奏名，從寬賜給出身，并授官職，通稱“特奏名”或“恩科”。要滿足這些條件很困難，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場，總算在應試次數上達標了，但年齡已過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會有這么一天，于是從一開始就減年，最后搶在檔案年齡還未到60時，討一個“恩科”出身。這些人因為資淺年高，仕途上已經沒什么發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數都跟清正廉潔沾不上什么邊，只求在退休前把錢袋塞滿，就是蘇軾、孔文仲所說的：“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后恩科命官幾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奮勵，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此乃宋史上的“59歲現象”，因與年齡相關，順便一說。

除了各種具體官職選任的年齡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應該“增年”抑或“減年”的又一個重要參照標準是仕途上的年程，當時的通識是30以上、50以下是為官理政的黃金時段。如果是過了55歲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閑職。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無實的官職，令回家待選。試與歷經數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進士老舉人換位思考，如此結局豈不是連老本也撈不回來？所以多數人都早早備好了減年應試的傳統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錄》上的“年齒”都是假的，待“同年宴會，又序真齒”。誰料由明入清，又有進步，就是王士禎感嘆的：“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余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據說西方風俗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而中國官場以打探“真年”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話說回來，“薄俗”也只是王士禎的嘲諷之語，事實是吃盡辛苦，好不容易才混進官場，誰不想多混幾年？故減年應試實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潛規則。以《儒林外史》中的范進為例，一出場就向學道大人坦承：童生20歲應考，如今考過20余次;童生冊上寫的是30歲，實年54歲。照其岳父胡屠戶的批評，他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忠厚人一減就是24年，那些滑頭滑腦的人該減多少？你說還有哪個人肯相信做老實人不吃虧的虛言空話？(作者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