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貪風之盛，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huán)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yǎng)、統(tǒng)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fā)，婪贓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撫，下至胥吏衙役，幾乎無官不貪，盡管乾隆帝屢興大獄，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盛。

執(zhí)政過程中執(zhí)法不一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guī)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fā)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為貪官開幸生之路”，并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tǒng)治者在執(zhí)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云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為云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于情節(jié)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為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為出色，遂百計回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并不顧眾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為斬監(jiān)候。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為陜甘總督。此后，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為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陳輝祖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zhèn)?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借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盡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為斬監(jiān)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為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于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tǒng)治前期，執(zhí)法尚為嚴厲，二十余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tǒng)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云貴總督恒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為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恒文等案，屢經發(fā)覺，而莫甚于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chuàng)，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zhí)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tǒng)治后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余兩，乾隆帝諭令全免。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fā)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后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寵重和珅形成惡性循環(huán)

乾隆帝在其統(tǒng)治后期寵重和珅，當為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wèi)內大臣、步軍統(tǒng)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為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著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時稱為‘補子胡同’。”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丑態(tài)，而時風可見一斑。至于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于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并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jiān)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效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后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jié)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

和珅為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欲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guī)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后旋即再去婪臟索賄，形成惡性循環(huán)。

太平君主的縱情奢華

就乾隆皇帝的個性而言，他除了“日勵自心強不息”之外，還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樂中，縱恣奢華。其突出表現有兩點：

一是大量收受貢納。凡逢年節(jié)、壽誕、慶典，地方官員都要向皇帝獻納，稱為“土宜物件”。雖然乾隆帝多次發(fā)布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貢品，但卻從不停止收受，甚至還有以攤派的形式強征的事情發(fā)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壽，“內外宮殿，大小物儀，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之資無慮屢萬，而一毫不費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員俱有進獻，內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兩淮鹽院所納四百萬金助之。”這次慶典所用經費共計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其中地方官報效數額占62%，均“按其通省養(yǎng)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余輛，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并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為迎駕紛紛效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彩棚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后為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巨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并成為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huán)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yǎng)、統(tǒng)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