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里時，我覺得很奇怪，做為一支非常精銳的部隊，怎么可能允許隨軍攜帶家屬？反過來說，如果一支軍隊隨軍攜帶家屬，它還能成為一支精兵嗎？如果李陵真的把部下的老婆都殺了，他們不找李陵算帳才怪，怎么可能忠心耽耽地追隨他血戰到最后一刻？

有一段時間我對李陵特別感興趣。作為飛將軍李廣之后人，李陵家學淵源，帶兵有方，本應做為一代名將流芳百世，最終卻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戰俘。他平生只打過一場戰，這場戰爭以五千步卒打得八萬匈奴騎兵傷亡慘重，創造了封建史上的軍事奇跡。被陵軍發連弩射擊而迫得下走，幾度想要放棄對李陵殘部的圍攻的單于，卻在李陵投降后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并對他予以重用。李陵為之忠心報效的漢武帝，斬殺了他的全家。司馬遷挺身為李陵辯護，慘遭大刑，終于忍辱負重，寫下千古絕唱之《史記》。李陵在送別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蘇武回國時，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聵。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短短幾句，可為李陵悲劇與矛盾的一生的真實寫照！

李陵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可供研究的地方很多，我這里只是簡單地記述我在閱讀李陵傳記中發現的一點疑問。據《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記載：“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讀到這里時，我覺得很奇怪，做為一支非常精銳的部隊，怎么可能允許隨軍攜帶家屬？反過來說，如果一支軍隊隨軍攜帶家屬，它還能成為一支精兵嗎？如果李陵真的把部下的老婆都殺了，他們不找李陵算帳才怪，怎么可能忠心耽耽地追隨他血戰到最后一刻？如司馬遷言：“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即使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那也是因為“為校尉所辱”，而不是為了紅顏沖冠一怒。所以，我推測這些被李陵“皆劍斬之”的女人是軍妓，而不是“妻婦”。且看這些可憐的女人的來歷：“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她們是一群因丈夫獲罪而流放到邊界上的女人，隨軍作妓是她們不得不做的或許還是比較好的一種選擇，這樣才能夠較為合理地解釋我在前面所提出的疑問。

而且，中國歷史書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注重道德的宣傳。在這樣的大原則下，扭曲歷史的真面目就成了中國史書上的一種常態，這是閱讀中國史書時必須隨時留意的。所以史學家不會在史書中記下漢朝軍隊中存在著軍妓的這一史實是可想而知的。有趣的是，以上這一事件，僅見于漢書，而不見于《史記》和《資治通鑒》等史學名著，大概是因為司馬遷和司馬光等人既不能在史書中寫上漢朝軍隊存在過軍妓，又不愿曲筆描述，最后只好干脆放棄這一段史料了。

有意思的是，歐洲中世紀，也有類似的記述：“1570年，法國統帥斯特拉齊準備率軍直趨意大利，但軍隊中來了許多風塵女子，導致大軍行進費力。這位統帥擺脫這困境的手段特別殘忍。據布朗當記述，他把這些可憐的妓女們溺死了至少有八百人《西方情愛史(文藝復興時代卷)》P302。”這簡直就是李陵傳的歐洲版本了。

《隋書·刑法志》記載“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 涉及南朝梁刑法，其中包括：“劫身皆斬，妻子補兵。”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指出：“陳(國也相)同”。

由此可見，罪人妻子編入軍隊，曾經是長期通行的制度。

可是，這些女子參軍之后干什么呢？

有相當一部分隨軍女子充當起了雜役，為軍隊保障后勤。還有相當一部分隨軍女子被迫做起了軍妓。

戰爭的殘酷和女人的溫存形成的強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時出現。白天作戰，晚上做愛，這似乎是對行軍者最合乎人情的犒勞。

中國軍隊使用軍妓的歷史是久遠的。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漢軍出征匈奴的時候，不少軍人把妓女藏在輜重車里帶著一起上路，李廣親自把這些妓女一一搜查出來全部殺死。之后不久，那個把女人視為洪水猛獸的李廣也上演了一出近乎雷同的戲。

《資治通鑒》卷二六八“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郢王(朱)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胡三省注：

薛《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啟中，帝徇地亳州，招而侍寢。月余，將舍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皇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后迎歸汴。

這個故事反映了當時軍中存在營妓的情況，因為這營妓是被統帥所占有，其命運顯得略微好一些，盡管也差一點被“舍之而去”，但最終還是有了好的歸宿。設想一個普通士兵的女人，是不會有如此待遇的。

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軍中無女”的古訓漸漸不被提及，而軍妓漸漸成為一種相對普遍的存在。唐代邊塞詩人岑參便在《玉門關蓋將軍歌》中透露了蓋將軍領導的軍隊“軍中無事但歡娛，暖屋繡簾紅地爐”的享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