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OkiYasushi)教授專攻明清文學和明清江南文化史。不過，他更是馮夢龍的超級粉絲，認為自己一切研究都是從馮夢龍出發的：專門探討馮氏其人其作的《馮夢龍〈山歌〉研究》這樣的專著自不必說，其他因為想了解馮夢龍筆下的妓女和青樓世界，他寫了《風月秦淮：中國游里空間》;為了弄清馮夢龍的出版生涯，他寫了《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他的研究初衷是先看到當時江南整體的社會文化背景，然后再回到馮夢龍和他的作品中去。

借著大木康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參加“世界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東亞”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記者請他談了他眼中明清江南文人的生活。

談到明清江南文化，青樓文化是不容忽視的一環，青樓文化在當時的文人生活中占據了怎樣的地位？

大木康：青樓文化在當時文人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在南京秦淮河一帶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理現象：中間有個夫子廟(就是孔廟)，孔廟的后面是當時的學校——府學，府學的右邊是很大的江南貢院(就是科舉的考場)。夫子廟的后面有一條三山街，是當時書店集中的地方。孔廟、學校、考場、書店都集中在一個地方，構成了文教區。明清時期在南京的鄉試每三年舉辦一次，那時候江南地區的考生就都會聚集在那里。而隔著秦淮河，過了一座文德橋，就是南京的舊院，即青樓區。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文教區與花街的搭配堪稱微妙。就像近代上海的四馬路(現福州路)也是這樣，四馬路是當時上海文化出版的中心，而后面的小弄堂里就是妓院。

每三年一次的鄉試，會有多達兩萬名的考生云集在南京，八月十五日考試結束后，正逢中秋。考生在應試結束后，就松懈了緊張的心情，進出聲色場所享受風流世界也是很自然的事。

明末江南的妓院有一種特別的情況。妓女當然每個時代都有，但是明末文人對妓女的文化要求越來越高。戲曲、音樂、文學、書畫、圍棋、焚香、茶道、廚藝等，舉凡所有藝術領域都要求精通。例如在余懷的《板橋雜記》里留下芳名的名妓，她們有多半被描寫到精湛的才藝。妓女的文化水平越來越高，可以說與當時的文人幾乎齊肩。因此，錢謙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那一類文人與妓女之間的交際，一點都不隱諱，反而成為當時一種文壇佳話。錢謙益把寫到南京秦淮妓女的詩收在自己正式的詩文集《牧齋有學集》里。如果在以前，一般的文人不會把詠妓女的詩文收入他們重要的集子里，只是在詞或散曲里會有一些，且大都帶有嘲諷妓女的味道。但是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就把很認真地描述或回憶妓女的詩文收在他們的集子里。這是之前罕見的事。

我對明末清初南京秦淮的興趣，還有作為一個日本學者，從日本文化的角度和背景而產生的研究動機。日本江戶時代的文學，基本上都與青樓藝妓有密切的關系。當時很著名的浮世繪，多是描繪藝妓的。十八世紀江戶流行一種被稱為“灑落本”的游冶文學，完全是描述青樓藝妓和嫖客的小說。很久以前在日本的文學研究界，就有學者說過，要真正理解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學，就一定要了解當時的青樓文化。我相信，中國的情況也應該是這樣。

當時文人的這些生活，通過怎樣的途徑影響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是通過自己的小說戲曲創作嗎？

大木康：通過小說戲曲讓一般人了解這些生活，是比較常見的現象。說到南京秦淮，與它相關的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孔尚任的《桃花扇》。這部作品的舞臺就是南京秦淮，而女主角就是秦淮名妓李香君。白話小說里也有不少談到妓女和青樓的作品，像馮夢龍的《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等。當時的讀者也會讀這些作品了解青樓里面的情況。

小說戲曲之外還有不少途徑，讓一般老百姓了解這些生活。當時的妓院有一種選美活動，叫“花案”，清末有很多，但實際上明末就已經開始有了。一般是由某位文士提議，并決定場所、聚集人選;接著舉行選美活動，用類似科舉的方式決定狀元、榜眼、探花，也有將妓女擬作學士、太史等官階，各人再比配一種花卉。由于是借用擬花為配的方式，因此被稱為花案或花榜。決定名次后，由獲選優勝的佳麗打頭陣在市街中巡繞游行，這項活動被公認是萬人空巷的一大盛典。有關秦淮妓女的花名席次，《金陵百媚》是現存最豐富的資料。此書出版前一年，還有一本品評蘇州妓女的《吳姬百媚》出版。這兩本書的出版事宜，都有馮夢龍的參與。很多文人作詩詞曲稱贊某位妓女，《吳姬百媚》《金陵百媚》也可以說是當時文人歌詠妓女的詩文集。這些活動都是一連串的，像流水線一樣。

妓女的選美活動，對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女性，影響力非常大。妓女的服裝、化妝等都起到榜樣的作用，就像時尚風向標一樣。當時的流行服飾、流行歌曲，都是從妓院傳播到社會上。可以這么說，在當時，青樓是市井文化傳播的核心。馮夢龍所選的俗曲集《掛枝兒》和蘇州民歌集《山歌》中有不少歌，就自己標明是在妓院里妓女親自教他的。

又由《吳姬百媚》《金陵百媚》之類的書的出版，可見當時的青樓文化和出版關系密切。花案的選美活動結束之后，《金陵百媚》一類的書就馬上被刊刻出版并廣泛流傳到讀者中去。沒能參與花案的人士也通過這些書而了解青樓里花案的情況。這也是青樓的信息傳到一般老百姓的一個途徑。

當時的出版物中，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比如沈弘宇所著的《嫖賭機關》。此書由嫖論和賭論兩部分構成，以口訣的形式敘述狎妓和賭博的心得，可以看成一部當時的風月指南。當時這類書都被刊刻出版。

明末是個出版文化極為發達的時代。中國的出版從宋代以來逐漸發展，但就出版書籍的數量來講，從北宋到明中葉的發展速度比較緩慢。不過，到了明末，由于當時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書籍的出版量突然地增多，而所出書籍的內容范圍也變得更廣泛。概觀中國文學史，其中一個奇觀即是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所謂“四大奇書”、還有“三言二拍”等等晚明白話小說這種文類的隆盛。明末白話小說隆盛的背景之一，就是當時出版文化的發達。

明末江南文人愛好悠閑的生活。因此，出了很多指導如何過悠閑生活的教科書。該類書籍介紹的內容很廣，有園林、飲食、文房四寶、古董等等，同時發行量也很大。出版這樣的課本來介紹文人的趣味，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普通市民中普及開來。

其中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箋》從八個方面講述了人應該怎樣享受人生、修身養生、達到長壽的方法。他在序言里說：在天地之間，作為人而受命，已經很難得了，所以不可以輕視自己的生命;如果輕視自己的生命，就是對天地、父母不敬，是一種罪惡;既然作為人而出生在這個世界，就應該享受人生。書里面介紹了應該住在怎樣的房子里，收集什么樣的書畫，吃什么食品、藥，甚至做怎樣的養身體操，這些都是“遵生”的項目。這很像現在書店里賣的那些實用生活類的書籍。當時的商業文明發達后，很多東西都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觀察到的晚明社會，與現在的社會有很多共同點。

在晚明當時的出版界還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陳繼儒。他二十九歲就放棄了科舉，隱居在松江的佘山，自己編撰出版了很多書，主要就是所謂文人趣味的課本教材。清代編修的《明史》把陳繼儒放在“隱逸傳”中，不過，錢謙益所編的《列朝詩集》之“陳征士繼儒”小傳中云：“仲醇(陳繼儒的字)又能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蕞成書，流傳遠邇。于是眉公(陳繼儒的號)之名，傾動寰宇。甚至窮鄉小邑，鬻粔籹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他召集貧窮的文人而讓他們編書，最后掛陳眉公的名字出版。結果，這些書在社會上非常流行，以至于到有人賣“眉公饅頭”之類的程度。后來當時的皇帝要他去北京做官，他卻拒絕了。他很享受在江南作為隱士而出書獲得的社會地位，認為這比去北京做官更重要。

當時也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情色小說和市井氣息很濃的戲曲作品，這些文學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生活，還是僅僅是文人的想象？

大木康：晚明清初的情色小說，與青樓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像《金瓶梅》里的西門慶，也與不少妓女有來往。但更重要的背景是，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比較重情重色。馮夢龍編《掛枝兒》《山歌》或《情史類略》的背景也不外乎這個。

有些小說里描寫的青樓當然有理想化的情況。明末小說中的妓女，尤其是馮夢龍筆下的妓女，都比較重情。最起碼馮夢龍是重視妓女真正的愛情、把她們當作人看待的。比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作者不僅認同這位并非水性楊花的妓女杜十娘所擁有的真摯人格，更站在她的立場抒發內心的同情，將李甲和孫富徹底描寫成十惡不赦的家伙。無論是杜十娘還是《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王美娘，在與意中人相逢時，竟然都自付贖金以求脫離妓籍，這類例子可說是絕無僅有。在這個方面，馮夢龍可說是美化妓女了。而《金瓶梅》中描寫的妓女則大不一樣，作者注重的是對妓女在接客時如何讓自己處于有利情勢等所謂手段伎倆的描述，至于是否認同妓女個人的人格則又另當別論。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瓶梅》中的描寫更為精辟冷峻。

明清也是理學極盛的時代，他們如何協調這種放浪形骸的生活與儒家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呢？

大木康：我的理解是，當時的知識分子都為了應科舉而讀書，他們讀儒家經典是為了做官，當然也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這是他們作為士大夫的一面，中國每個知識分子都有這樣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當他們休閑的時候或科舉失意的時候，在自己私人的生活圈里擁有各種各樣的愛好，像繪畫、園林、古董，就是作為文人的一面。我們不能只看到一面，他們是完整的一個人。又是朝廷大官、又是悠閑文人的蘇東坡應是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兩面性”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例子吧，不過，中國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有這兩種面貌。

您所關注的馮夢龍、冒辟疆等人都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異族入侵、家國變遷這些變化，對他們個人的生活和創作有怎樣的影響？江南是抵抗清朝統治最激烈的地區，我們很難想象他們一邊創作情色小說、狎妓歡飲，一邊又迸發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大木康：之前有一位日本的文學研究家西鄉信綱先生說的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國文學是“反政治”的文學，像陶淵明的作品，不為五斗米折腰，所以歸去來兮。但是他隱居的行為，有一種對當時的政治抵抗或反對的意思。日本文學則不是反政治，而是“非政治”的，完全與政治無關，只有花鳥風月的世界。所以，像馮夢龍一邊寫愛情小說，一邊收集赤裸裸的情色歌謠，但是他在晚明的時候，也從事過真正的愛國活動，通過出版活動來支持當時南京或福州的臨時政權。一個人一邊創作和收集愛情小說及歌謠，一邊從事愛國運動，并不矛盾。以我比較熟悉的馮夢龍、冒辟疆來說，我覺得他們在內心沒有感到什么沖突。我覺得，最典型的能代表晚明文人心態的，大概是余懷的說法。

他在《板橋雜記》的序里說：“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郁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明代非常繁盛的南京秦淮，到了清代就已經衰亡了。對他來說，對南京秦淮以及那些名妓的回憶，是與明王朝的繁榮結合在一起的，當時繁華的秦淮是明朝興盛的象征。蕩漾的秦淮河水沉淀了太多的家國興亡之情，民族大義和他們對青樓生活的懷念就這樣纏繞綰結在一起，共同衍化出明清之際江南文人們獨有的文化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