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則天(624-705年)后期，公元700年6月，一個叫張昌儀的人，當上了皇都洛陽城的行政長官(洛陽令)。此公別的本事沒有，專會倚仗其兄張易之、張昌宗的權勢，貪財納賄，賣官鬻爵。

當時，武則天的男寵“二張”(張易之、張昌宗)，被武皇捧為“超級男寵明星”。兩兄弟狼狽為奸，恃寵而驕，干預朝政，發號施令，可謂“貴顯已極，勢傾朝野”。而張昌儀原本無德無能之輩，卻因了與“二張”的“哥們兄弟”關系，便也顯赫起來，成了手眼通天、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官場上倚權仗勢，為所欲為，無論誰求他買官升官，“請屬無不成”。只要舍得花銀子，凡事他都有求必應，沒有辦不到的。

閱《資治通鑒。卷206》，看到其中記載：“(張昌儀)嘗早朝，有選人以金五十？并狀，邀其馬而賂之……”原來，說的是一次張昌儀上早朝，有一位姓薛的候補官員早就在他必經的路上暗中等待，看見他的車馬來了，連忙上前攔住馬頭求見張大人。所求者何？不為別的，只求去掉“候補”二字，使自己成為朝廷的正式官員，穿上大官袍，戴上烏紗帽。說時，薛某恭恭敬敬地向張昌儀奉上黃金五十？，同時附上一份寫有個人姓名及要求的“請托書”。張昌儀對這樣的“官位”買賣交易，早已是個運用得爐火純青的老手，于是心照不宣，收下賄金和“請托書”，二話不說，打馬而去。

到了朝堂，張昌儀“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照例把行賄求官者薛某的“請托書”交給天官侍郎(吏部副部長)張錫，要他給薛某任命官職，張錫當即唯唯諾諾，應聲“照辦”。不料幾天后，張錫不慎將薛某的“請托書”丟失，又不曾記得薛某的名姓，頓時慌了神，就趕忙去問張昌儀，大人吩咐要授官的候補者是誰？張昌儀聽了，罵道：“不了事人(不會辦事的東西)！我也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他姓薛，回去查到候補官員中有姓薛的，給個官就是了。”

張錫內心惶恐，回去查閱卷宗，發現登記在冊的候補官員檔案中，竟有60多名“薛姓”候補官員。由于無法分辨究竟是哪位，干脆不管是龍是蛇，將60多名“薛姓”候補官員一次性全部掛上了一官半職。

歷史記錄了張昌儀這次賣官的全過程，頗有戲劇性的諷刺意味。張昌儀坐鎮“烏紗公司”，只要給管官的組織人事部遞個條子打聲招呼，就有像張錫這樣的部級高官俯首聽命，竭力效勞，可見張昌儀權勢熏天，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無以復加！這樁骯臟交易，原本由張昌儀應薛某一人所求而起，只需售“帽”一頂，然而，結果卻出人意外，一次性批發了官帽60多頂。《通鑒》上說：“在銓(待選)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凡在冊姓薛的所有候補官員都乘機跟著沾了“薛姓”的光，如同兒戲一般，簡直跟官員選拔升遷的“明規則”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出現這種荒唐的“官帽”批發事件，似乎十分偶然。如果張昌儀記得行賄者的名字，如果張錫沒有“失狀”或者雖“失狀”卻還記得薛某的名字，那么，眾多“薛姓”候補者也就不可能天賜良機，好運降臨，只得再“候補”下去了。其實，這種機會的偶然性恰恰寓于權力腐敗的必然性之中。

張昌儀手中的權力，包括他背后擁有的巨大的“隱權力”，因為得不到監督和約束，所以他才能揮動權力專制的魔杖，膽大包天地破壞正常的官員選拔任命制度，貪贓枉法，作奸犯科，敗壞吏治。一粒老鼠屎，也能攪亂一鍋粥。張昌儀這樣的官蠹之所以能在官場上呼風喚雨，營私舞弊，中飽私囊，蓋由專制政體下的權力腐敗所致也。

據《資治通鑒。卷207》記載，不久，張昌儀成了著名的“暴發戶”。他新建了一座勝過皇子公主的豪華別墅，春風得意地過起了奢侈享樂的日子。饒有意味的是，有人趁夜在他家門上書寫了一條標語：“一日絲能作幾日絡？”“絲”諧音“死”，“絡”諧音“樂”，意思是都快要死了，還能快活幾天呢！隱喻他驕奢淫逸、作威作樂的日子不會長久，給這個“得志便張狂”的家伙，來了一聲當頭棒喝！果然，公元705年，武則天退位，隨著張易之、張昌宗的失勢被誅，張昌儀也自食其果丟了命。放縱權力以謀私，只能逞一時之樂，終必身陷泥潭而亡身，這是張昌儀的可恥下場，也是“李昌儀”“王昌儀”等貪墨者的歸宿，可謂天理昭彰，屢試不爽。

不過，今天的讀者還是得謝謝張昌儀，是他制造了權力尋租、封官許愿的一個古代“笑典”，為我們的權力機關如何健全和完善公開、公正的官員選拔任命機制，防止濫用權力，提供了一份絕妙的反面教材。(摘自香港《文匯報》文/鄧忠強)